闲言在《执政集团与自由派精英》一文对执政集团的分析，我没有异议。不过闲言在对自由派精英分析的时候，则采取了造谣污蔑的手段，有失学者风度，显得极不自尊自重，令人扼腕叹息。
闲言认为，“自由派精英大多倾向于对中国社会作悲观预期 …… 夸张和期待阴暗面矛盾的激化能够主导社会进程，并有意无意成为这一进程的推手。自由派精英的这样一种主观意愿与客观角色，使他们站在了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国力增强这一社会整体利益的对立面，这两种利益在本质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殊。”
说白了，闲言一口咬定，自由派精英希望中国社会大乱，民不聊生，证明执政集团不行，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填满私人欲壑。自由派希望拿全国人民的福祉为自己当炮灰。
这是血口喷人，这是造谣诬蔑。
自由派精英从来不希望中国社会大乱，向来希望人民能安居乐业，享有自由幸福的生活。如果当前体制能够较好的保障这些，并且比其他体制做得更好，中国根本就不会有多少人思想上倾向自由主义，接受自由主义，也不会出现“自由派精英”。
正因为当前体制无有效手段让执政集团走出坐稳宝座和无限扩张利益之间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人民的权益一再受到立法者执法者的非法侵犯，所以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自由主义，提出对体制做彻底变革的主张。
正如我相信中共当年宣传国民党权威统治下中国的乱象，决不是希望中国出现这些乱像，以便为自己取代国民党的统治找借口；而是国民党权威统治下，这些乱像不可避免，中共为了结束这些乱象，于是不得不反对国民党的统治。今天的自由派精英也是出于同样的热诚，提出更进步的和平的变革主张，很多学者本来完全可以投靠执政集团，享受荣华富贵，可他们却宁可顶着各种从顶上压来的烦扰和风险，选择自由主义，这正是他们的良知所现。你闲言怎么可以污蔑他们出于私欲，希望社会动乱呢？即使你认为他们的观点错误，为了给你自己留一点学者风度，也不应该从品质上侮辱他们。难道你真希望这批才德超过你千百倍的精英都去做闲言？你这样污蔑他们，万一这些学富五车的精英中真有哪位被你逼急了，干脆弃明投暗，那岂不抢了你饭碗？
你也知道的执政集团的二律背反在现有体制下不可避免，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彻底变革现有体制的主张呢？贫困县劳民伤财造“天安门广场”，是因为执政集团善于搞市容建设，还是因为自由派精英希望所致？月月埋死人的煤矿依然经营，是因为执政集团善于发展工业，还是因为自由派精英希望所致？配合开发商强拆平民住宅、抢占平民土地，牟取暴利，是因为执政集团善于开发房地产，还是因为自由派精英希望所致？洪水中办公楼岿然不动，小学被淹没冲垮，百余名儿童死亡，是因为执政集团善于规划乡村，还是因为自由派精英希望所致？……
敬请闲言即使为了保自己的名利，也要自重，不要出言不逊。
本文试图比较中国社会的两个极端--执政集团与自由派精英的利益立场，理性审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客观影响，澄清一些普遍流行、但其实只是“想当然”形成的观念认识。
首先看执政集团，这一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政权的稳定与延续，他们的一切利益都以此
为前提。在中国社会内部分化加剧、矛盾厚积，外部遭遇列强围堵、遏制的背景下，要
实现这一目标极其不易，其基本要求是保持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及国力强大。反之，如
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持续、社会动荡、国力衰弱，不但执政集团将面临政权危机，大
多数中国人也将因此陷入生存困境。在这种意义上，执政集团的自身利益与全中国人民
的整体利益具有一致性，执政集团的努力方向代表了全社会的需要。
但是，执政集团并不仅仅只是政权的人格代表，他们同时是一群有着七情六欲自身需求
的“理性经济人”，他们也有需要利益资源才能填充的利益欲望。由于社会利益资源总
量的有限性，他们的利益追求必然会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追求发生冲突。由于执政集
团拥有掌控社会的绝对力量，他们能够利用政治权力在利益竞争中轻松胜出；这一情态
又反过来刺激他们的欲望不断攀升，不断压缩其他成员的利益边界、扩张自己的利益空
间。
执政集团一定程度的逐利性是基本人性的必然，符合集团的整体利益。但是，不断的利
益膨胀将危及全社会稳定，同时危及执政集团的根本利益--政权稳定延续。对其他社会
成员利益边界的过度压缩不但会普遍激发对抗性矛盾，而且可能危及弱势群体的生存；
执政集团本身聚集过多财富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因为他们不是财富的创造者，社会财富
向执政集团成员个人倾斜意味着资源配置的低效浪费。所有这一切，内耗加剧与经济衰
退都会表现为国家综合实力的衰退，成为外力干预的理由与动力。因此，执政集团成员
个人利益的过度扩张既不符合全社会利益，也不符合执政集团本身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
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执政集团已将遏制自我利益扩张的“反腐”提升到“关乎政权
生死存亡”的高度；而腐败与反腐败长达二十年难分难解的拔河较量，也体现了执政集
团内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分殊。迄今为止，执政集团并没有
找到有效手段能够在兼顾执政效率的同时抑制执政集团成员个人利益的扩张，腐败与反
腐败使执政集团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
再看自由派精英，他们的根本利益在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宪政民主。要在中国实现
宪政民主，共计有三条道路：1，局势平稳时促进“和平演变”（台韩模式）；2，发生
危机时促成社会变革（印尼、苏东模式）；3，国力衰弱时借外力强殖宪政民主（伊拉
克模式）。由于苏东剧变后中国执政集团已明确拒绝了西方政治模式，因此至少在可见
的将来在中国已丧失和平演变的可能。除非将理想延诸遥不可知的未来，否则宪政民主
的实现只能寄希望于后两条道路。中国的自由派精英，尤其是体制外精英，大多数也作
此期待，他们期待中国能在危机中引发变革，或由国际势力主导中国的政治进程。
社会变革的前提是发生社会危机，社会危机的前提是经济衰退、矛盾激化；外力实质性
干预的前提是国力衰退。所以，自由派精英大多倾向于对中国社会作悲观预期，对“中
国崩溃论”情有独钟。他们主要注目于社会的阴暗面，夸张和期待阴暗面矛盾的激化能
够主导社会进程，并有意无意成为这一进程的推手。自由派精英的这样一种主观意愿与
客观角色，使他们站在了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国力增强这一社会整体利益的对立面，
这两种利益在本质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殊。
另一方面，自由派精英并不掌握物质手段，只掌握一定的话语权。要实现他们的政治诉
求，必须借力于其他社会成员--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为物质力量。因此，一方面
自由派精英对民众进行了持之以恒的观念灌输即所谓“启蒙”，另一方面他们近年来开
始拿起“维权”武器，帮助弱势群体抗衡来自强势群体尤其是来自政治权力的权益侵
害。在这种意义上，自由派精英与弱势群体利益、与社会正义站在了一起。
但是，正如前面对执政集团的分析，自由派精英同样也不是弱势群体利益与社会正义的
抽象代表，他们同样也是有着自身特殊利益的具体社群。他们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宪政
民主”政治理想，“维权”只是他们借以赢得群众、获取民心、获得力量尤其是社会影
响力的手段。一旦他们拥有足够影响力能够掌握群众，他们就会把这种力量运用于自己
的政治目标，这就是曾在历史上反复上演的“群体运动、运动群众”剧目。当然，他们
认为他们政治目标的实现符合中国社会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整体利益，只有宪政民主才
能保障公民权利。但是，理念目标与现实利益是否契合，不取决于观念世界的抽象推演
，而取决于具体的现实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的具体约束条件下，由于
宪政民主的推进必须以经济衰退、矛盾激化，社会发生危机或外力实质性干预为前提，
因此它至少在现阶段并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弱势群体的利益。当社会正常的分工合
作体系被损坏后，灾难的首先承担者就是弱势群体。正是在这种情境下，自由派精英也
陷入了目的与手段的二律背反。
执政集团与自由派精英各自立场的悖论必然导致各自行为的悖论，从而导致其他社会成
员对他们态度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毫不奇怪，执政集团与自由派精英都对事实作了仅仅
有利于自己的片面描述。执政集团强调自己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淡化自身利益扩
张对社会的危害性；强调自由派政治目标对社会的破坏性，警惕其“维权”背后的“包
藏祸心”。自由派精英或者否认当前社会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国力强盛的迫切需要
，或者否认二十多年来中国在执政集团主导下实现了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国力增强这
一现实，以此否定执政集团整体利益与全社会利益的阶段一致性，否定宪政民主目标与
中国全社会利益的阶段性对立；强调现行体制才是万恶之源，宪政民主是万民福音，而
自己则是掌握了可致中国于富强幸福独门药方的先知。当下中国社会许多人对政府的基
本信用、对自由派激进主张的厌恶既源于执政集团的“正面宣传”，更源于对已有生活
的珍惜；许多人对政府的不满、对自由派激进主张的欢迎既源于自由派精英的辛勤“启
蒙”，更源于由近年来剧烈社会变化所引发的不满。由于人心期待永远高于现实可能，
也由于执政集团被视为一切现实弊端无可推卸的责任人、而自由派精英无须对现状承担
任何责任，因此前者在这场舆论战中必然处于劣势，这是执政集团对舆论严加监控的重
要原因。
拔开种种表面现象与空洞许诺，民众应该从自身利益出发看待执政集团与自由派精英及
其主张。站在自身利益的立场上，民众的态度不能不复杂、矛盾。对于执政集团，民众
应该支持其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增强国力的主张，抵制其成员个人利益的扩张；对于
自由派精英，民众应该在“维权”上与其结盟携手，但对其整全性政治诉求应保持警
惕。现实既然已经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是非曲直也不再能不言而喻。在这一曲折晦暗
的进程中，行为选择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奢望一步登天。从对未来
的期待而言，如果暂且寄希望于执政集团，民众的处境很难即时获得根本改善、充分满
足内在期望，但确实有可能逐渐得到有限改善，一步步积累寸进后又可以作出更多选
择。如果即时走上自由派所指点的道路，那对于民众来说是一条成本极高（需要以经济
衰退、社会动荡作为前提）、风险极大（结果会怎样，谁也不知道）之路。如果不准备
付出这种成本、承受这种风险，就没有理由支持这样一条道路。
必须明白，利益分殊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不但执政集团与民众利益有别，自由派精
英也一样，自由派精英对宪政民主的积极态度源于他们与民众面对的是不一样的利益格
局。在现阶段的具体约束条件下，自由派要彻底赢得民众需要与宪政民主的实现相类似
的前提；也就是说社会演变会为自己创造条件、开辟道路，人为的努力建构不是拔苗助
长，就是多余。当许多人已经没有了值得珍惜、不能失去的东西时，自由派政治上的胜
利就不可避免；反之，如果这一天还没有到来，自由派的主张不但在理论得不到充分证
明，在实践上也不可能获得充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