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9年从上海的一所大学毕业的。那个年头还有毕业分配这么一说。换句话说，一毕业，国家就给你一份工作。工作有好有坏，但是，说实在的，比起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焦头烂额的到处递简历，找工作，我们那会儿应该说是幸福多了。而且，更幸福的是，没有学费这么一说，宿舍也是免费的，国家每个月还给几十块钱的助学金，加上我每个学期的奖学金，还真是没有花了家里多少钱。现在的中国的大学学费这么贵，所以我经常想，换到现在，我可能已经上不起大学了。
1989年是一个敏感的年份，因为就在那一年我们毕业的前夕，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这件大事情对我们应届毕业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所有人没有进大机关的，全部都分到了基层。我呢，就被分回到了我的家乡，山西南部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铁路部门。
我在大学里所学的专业是“电力牵引和传动控制”， 说白了就是现在到处都可以见到的电力机车。可是，我毕业的那会儿，我们家乡别说电力机车，就连内燃机车都没有，只有大家在电影里才可能看到的蒸汽机车。所以，你可能也想到了，我的专业算是用不上了。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捞到机会摸一摸我心爱的电力机车，专业整个就算是荒废了。后来在中国每次坐火车出差的时候，只要是看见前面的牵引机车是电力机车，就幻想着把司机轰到一边，自己开一回。
但是呢，常言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又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就因为学非所用, 我就整天暗地里琢磨着怎么样才能换一个环境。当然这种想法也不能跟别人讲，否则领导知道了就会觉得我是“不安心本职工作”。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年，机会还真来了：铁道部给了我们铁路分局一个名额，去参加一个英语考试。考试通过的话，就会被送到外语学院再学一个专业（英语），然后派到海外去工作。
因为我是我们单位唯一一个有国家英语四级证书的大学生，干部处就把我的名字报给了北京铁路局（我们家乡的铁路分局归北京铁路局管辖）。北京铁路局的人还真是牛啊，跟我们干部处的杨处长说：“这个考试是很难的，跟托福考试一样，你们报上来的这个人行吗？”杨处长一听，捂住话筒，小声问我:"托福考试听说过吗？”我赶忙回答：“听说过，听说过”。杨处长这下子壮了胆，挺直了腰杆在电话里高声地对北京的牛人说：“我们小高（本人姓高）的托福考试成绩是很高的！”就这样让我去北京参加入学考试了。各位，你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杨处长跟我私交不错，可是天地良心，在这之前五分钟，我连杨处长都不认识。所以说，从内心里我一直感谢他，在关键时刻帮了我一把。我自认为我是一个被生活善待的人，因为我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碰到好人。对于他们，除了感激，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愿好人一生平安，上帝保佑他们。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复习了。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周那么刻苦过。近乎疯狂般的学习，我女朋友心疼地只劝我休息（后来我出国前我们结婚了，12年后我们又离婚了，原因是她死心塌地的爱上了别人。她是一个好女人，是我没有善待好她，长叹！）
然后就是参加入学考试了。整个铁路系统招20个人，我考了第10名。然后就是去外语学院进修，五门课：听力，口语，作文，精读，泛读。教我们口语的是一位美国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在好莱坞混过，演的一部电影在中国还公映过，叫“噩梦”，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这一年的进修的机会是如此宝贵，老师教的好，我自己也很用功，毕业的时候在整个班里考了个第一名。
后来的事情就顺利了，92年底我被通知参加坦赞铁路翻译班出国前培训。93年的10月8日，穿上我老婆给我买的崭新的西装，口袋里揣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护照和铁道部兑换给我的10美元路上用的零花钱，挥手作别两眼热泪，已经怀有三个月身孕的老婆，意气风发的登上了开往非洲的飞机。
那一年，我2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