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拿中国历史画出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其心也善，可惜这样的图景在历史本身并没有出现过。中国政治的历史，从来是血与火的历史，武力与权术的历史，唯独没有田园诗。对于现今的事，我们可以从这部历史中寻找根由，千万不能奢望寻找到出路。
“不战而屈人之兵”，其所以“善”，是因为划算，是成本的计较，是建立在实力和谋略之上的，与道德的力量八杆子搭不上。孔明安居平五路，七擒服孟获，概出于此。“攻心为上”，必先有攻城的力量；“心战为上”，必先有兵战的本钱。孟获打光了自己的队伍，又打光了盟友的队伍。若非如此，历史上恐怕就会有“八纵”“九纵”的故事传下来。德布天下，内圣外王，仅存在于儒生的想象中和帝王们的幌子上。以黄帝之神圣，诛共工逐炎帝并非以德，首先靠的是实力。以帝尧的伟大，“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而“天下咸服”，靠的同样还是是实力。没有实力的翅膀，德政是行之不远的。企图以怀柔而赢得天下，不过是儒生们的可怜的梦想罢了。
“纵观五千年，中国的盛世在汉唐。其四海归心，天下臣服，非为武力强大，乃行仁义所致。”我们再“纵观”一遍，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过吗？
中国的第一位平民皇帝刘邦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位皇帝还是诚实的，他说了“威加海内”，没有说“德服四夷”，因为在他有生之年，他是无法以其德而让四海宾服的了。以婚姻作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示好、妥协或结盟的手段，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是中国人频繁地使用了这一手段，而且一样与道德的力量八杆子搭不上。汉朝对北匈奴的和亲政策起于高祖刘邦，直接的原因是白登之役，刘邦险丧老命。他知道取胜无望，只能委屈求和，汉朝的和亲从一开始就是屈辱悲哀的，没有一点的浪漫在里头。文景二帝下困于经济凋敝，上不安于诸藩王窥伺神器，无力雪耻，只好继续谦辞厚币，坚持和亲政策。武帝能够大开局面，正是因为经由文景的积累而兵精粮足。至于其后来的对匈奴停战，不过由于几十年的战争耗尽全部国力，还是与仁义八杆子搭不上。正是因为汉武帝没有毕其功，后来的北方边患一直没有停歇；也正是由于武帝分化了南匈奴重创了北匈奴，有汉一代的北方边患自他以后再不能像文景之时那般的水深火热。至于昭君出塞，是汉元帝一朝留给后人的唯一一个像样的故事，其意义也不是那样温情脉脉的。汉元帝聪慧懦弱，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所不会，执政却无建树。加以外戚专权宦官干政，元帝实在是没有什么德政可以服人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忘记软硬兼施的权术，赐王嫱与呼韩邪之前，是有剿杀郅支单于作铺垫的。所以照旧和仁义道德八杆子搭不上。
有唐一代面临着与汉朝同样的问题，采用的也是相似的手段，文成公主一案，只是多了许多戏剧性，仍然与道德的力量八杆子搭不上。看看《旧唐书》是怎么讲这个故事的。松赞干布聪明英武，西羌诸国都宾服与他。太宗见状便派人前去联络以期结好。松赞干布听说突厥和吐谷浑诸国都和唐朝联姻，便也要求联姻，太宗很不情愿。松赞干布是以婚姻来结成政治联盟的，和他有婚姻联盟的国家还有尼泊尔等。松赞干布的使臣向他报告道，是吐谷浑在中间捣乱。他便率大军赶走吐谷浑，并攻破周围诸羌，屯大兵于松州，扬言“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太宗无奈，许以文成公主嫁之。又是一个城下之盟。唐太宗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为西部边境带来了长时间的安宁。但这只是双方的权谋，不是大唐的道德感昭。对于唐朝继续奉行和亲政策，后人是怎么说的？欧阳修道：“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
中国少数民族的地位，在清朝时是高于汉族的。满蒙藏回汉，汉人在底层。这一如既往地和清廷的“德政”八杆子搭不上。那不过是满清作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压制汉人反抗的权谋。现实是无情的，生存和发展的真理属于各个不同的民族，共享利益的平衡或妥协是由实力为谈判的支点的。纯净透明的田园诗只存在于文人墨客的胸中。如果你眷恋的是田园诗式的风光，还是回到论坛，继续你的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