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出版小店曾风流 ——亚东图书馆往事

■ 汪孟邹

■ 汪原放

■ 1928年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后排左起第四人为汪原放

■ 俞平伯新诗集《冬夜》，亚东图书馆出版，三十二开横式竖排

■ 亚东图书馆1924年初版的朱自清新诗和小品集《踪迹》，丰子恺设计封面

■ 亚东图书馆书籍广告

■ 《胡适文存》书影，亚东图书馆1930年初版

■ 1936年，胡适为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题词

　　鲁迅在《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一文中说：“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作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安徽绩溪人汪孟邹创建于1913年。过去，名词“图书馆”具备双重含义，其一表示“出版社”。所以，“亚东”这个“图书馆”并非现在意义上的“图书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才专指搜集、整理、收藏和流通图书资料以供读者进行学习和参考研究的文化机构）。

　　壹  小荷露尖角

　　1903年，汪孟邹听从业师胡晋接提议，由朋友周栋臣出面邀了1200元的股金，在芜湖徽州会馆隔壁开办“科学图书社”。该社是安徽省第一家新书店，主要代理全国各地出版的新文化书刊，兼营仪器、文具等。

　　汪孟邹大哥汪希颜，同陈独秀、章士钊“感情极好”。可惜汪希颜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临终前，他将大弟汪孟邹介绍给“皖城志士陈仲甫（即陈独秀）”。于是，陈独秀与汪孟邹相识。

　　辛亥革命成功第三年，汪孟邹受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鼓励，承蒙安徽都督柏文蔚帮忙，到上海在福州路（原四马路）惠福里正式办起“亚东图书馆”（以下简称“亚东”），并同时将大哥汪希颜儿子汪原放从芜湖召来上海协理经营。

　　“亚东”开业，便在上海各大报上刊登广告《上海亚东图书馆宣言》，喊出“聚海内耆宿、欧学巨子，综辑群艺百家之言，迻译欧美命世之作”办馆宗旨。接着编印出版由学者胡晋接、程敷锴合著的《中华民国四大交通图》《中华民国自然地理图》以及胡晋接编的《新编中华民国地理讲义》。陈独秀鼎力相助，抽空为“亚东”编写了《新体英文教科书》。

　　不久，陈独秀应章士钊邀请，东渡日本协办《甲寅》杂志。《甲寅》在日本出了四期（一共十期），在上海出的六期均由“亚东”发行。由于杂志第九期上章士钊发表名为《帝政驳议》反袁文章遭禁（这是“亚东”出版遭禁的第一种书刊）。《甲寅》在当年中国知识界享有相当高的声望，而“亚东”因发行该杂志开始叫人认识。

　　从日本回国后，陈独秀找汪孟邹商量，想让“亚东”帮他出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汪孟邹甚表赞同，但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当时“亚东”地图生意不好，又正在印刷《甲寅》杂志，经济拮据，无法领受老友重托。故将新办杂志引见给同行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亚东”可代理销售。结果取名为《青年》的杂志于1915年9月15日问世。后来考虑到该杂志与另一份叫《上海青年》的周报名字有些雷同，所以打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更名为《新青年》。现代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杂志之一——《新青年》，就是这样诞生的；就是这样和“亚东”藕断丝连的。

　　1913年至1918年期间，“亚东”生意惨淡，馆址也换来换去，即自开馆时的惠福里，搬到河南路平和里，再移至江西路口的福华里，总是离不开狭窄弄堂。陈独秀对此极不满意，多次劝说汪孟邹一定要把“亚东”迁出弄堂深处上马路边沿。终于在1919年冬，“亚东”落户广东路（五马路）棋盘街西首84、85号。

　　贰  黄金十二年

　　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推荐“亚东”代理北京大学出版部书籍，专门销售北大一些名学者如杨敏曾、崔适、钱玄同、杨昌济、梁漱溟等的著作。“亚东”除了销售《新青年》，还有《国民》《新潮》《北京大学月刊》等17种月刊以及《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新生活》《星期日》等十多种周刊。一系列出版新气象，令“亚东”走上正轨，经济从此逐渐好转。

　　出版、销售进步书刊，使“亚东”站在新文化运动传播最前沿，不少大牌出版商拒印的宣传新思想书刊，“亚东”只要经济上允许就敢承接。如孙中山1919年8月创办的理论刊物《建设》杂志，一共出版了24期，全部是“亚东”印刷和发行的。另外李大钊创办的《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月刊；罗家伦、傅斯年等北大教员创办的《新潮》月刊等，均受到读者积极响应，购买热烈踊跃，有时书刊一上柜台则售罄。

　　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陈独秀要求“亚东”筹措最好纸张以作《向导》印刷用。“亚东”是《向导》周刊全国四个分售处之一。

　　五四运动后，各地进步青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纷纷建立文化书社，出售进步书刊感召、发动群众。这些文化书社经陈独秀介绍，都和“亚东”建立了业务联系。陈独秀曾为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各向“亚东”作了三百元营业额往来担保。毛泽东就曾于1920年6月拿着保单亲自到“亚东”联系过业务。

　　早在1916年，汪孟邹就写信给陈独秀，向他举荐留学美国的胡适。而胡适对“亚东”那是倾尽“督促之力”。“亚东”投桃报李，为胡适出版了九种书，其中最早一本是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后来还有白话诗集《尝试集》《胡适文存》等。

　　中国古典小说历来没有标点，有的甚至未分段落，读者看着非常吃力。汪原放立志要改变原有排版形式标点名著并得到陈独秀全力以赴。经过八个月不遗余力，由汪原放标点、分段的《水浒》于1920年8月20日通过“亚东”正式发行。鲁迅曾对“亚东版”中国古典文学标点本作出公正评价：“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

　　1919年至1930年，是“亚东”成立以来出版鼎盛时期，共出书127种，其中重点的、风行一时的有孙中山的《孙文学说》、陈独秀和胡适著作、吴虞的《吴虞文录》、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的《三叶集》、高语罕的编译著《白话书信》等、俞平伯的《冬夜》等、朱自清的《踪迹》、丰子恺的《音乐的常识》等、李季翻译的《通俗资本论》等、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等、钱杏邨的《义冢》等、洪灵菲的《转变》等、钱君匋的《水晶座》……职工最多时达45人，包括编辑20人。销售代理处遍布内地各省，国内外共有网点193个，每年营业额在七万元左右。

　　“亚东”馆址也随着生意兴旺发达先后搬到牯岭路114号、长沙路（正贤坊口）210号、新闸路鸿祥里。

　　叁  江河日日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殃及“亚东”各个代销网点，读者购买力下降，营业渐落。屋漏偏逢连夜雨，1929年后，上海书市出现大量盗印的“亚东版”古典文学标点本以及翻印本，小如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高语罕的《白话书信》；大如套书《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因成本高企，“亚东”与当时上海滩上搞“一折八扣”、粗制滥造书商竞争中败下阵来。又因为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酷形势，迫使一些进步书刊如《新青年》《向导》的停售、杨之华的《妇女运动概论》等停售毁型。再加上1934年前后国民党政府对左翼文艺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大量查禁，“亚东”不能幸免，自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遭禁，另有十多种进步书刊遭当局无理禁止发行。

　　一而再，再而三打击，令汪孟邹与汪原放这对本来意见就相左的叔侄对“亚东”经营与发展产生严重分歧。因为背道而驰，1930年1月24日两人请胡适见证，叔侄分家。1933年3月8日，请章士钊证明，汪孟邹退出，“亚东”交汪原放兄妹三人共同管理。

　　陈独秀一直关心“亚东”的出版和经营。当获悉“亚东”经济上已不堪支撑，心急如焚，频频去信为之出谋划策、解难分忧，勉励汪原放树立信心、身体力行。陈独秀为“亚东”资金周转一事特地写信恳请老友柏文蔚设法援助。得知“亚东”四处借款不成，准备招股成立股份公司，陈独秀去信劝阻，提出好友集资合办方案，并建议汪孟邹重出江湖，改组整顿“亚东”。

　　1935年4月，汪孟邹重掌“亚东”，汪源放则回安徽老家。为节省开支还债，编辑部无奈缩到西藏中路475弄6号，门市部也仅剩下四马路昼锦里一个门面，许多老职工辞工出走。

　　胡适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也在为“亚东”渡过难关奔波，写信求助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但商务印书馆此时自身难保，无力援手。

　　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门市部被迫关门。不得已“亚东”在金华、广州、昆明等地设立办事处，勉勉强强维持出版。

　　抗战胜利，迎来曙光。但“亚东”身受重创，光凭借自身力量回天乏术。本来希望联合上海四五家小书店组织一个公司，由顾颉刚任总编辑，再挣扎几下。没想到计划最终流产。“亚东”在1941年至1949年近九年期间，可怜地只出版了三种新书，靠卖存书度日。这时候的“亚东”，犹如“明灭的残灯”。

　　上海解放。1950年8月，“亚东”加入通俗出版业联合书店。登记入会时，在册人员除老板汪孟邹，仅留两个职工和一个伙夫。既没有门市部，更没有分支店。周转资金极其匮乏，书刊出版也无任何计划。

　　1953年2月13日，风雨飘摇中的“亚东”走到了尽头。经上海市军管会决定：“亚东”歇业！

　　几乎与此同时，“亚东”创办人汪孟邹病逝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