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吴之翰： 名利思想支配了我的大半生

博客中看到毛囡兄的同济大学教授花名册，随便找了找一位二级教授，无意中发现这么一篇思想改造的文章， 挺有意思的， 贴到这儿，供大家欣赏。转载者

 

大同大学土木系教授　吴之翰

当我小学毕业，选择升学方向的时候，我的级任教师曾劝我投考工业学校，而不主张我升入师范学校，其理由是：“终身为小学教员，没有出息。”从此在我的思想上，有了“有出息”的观念。当时只知道像小学教员这样，和小孩子们“厮混”，待遇低生活苦，在社会上没有地位，被人家瞧不起；要是学会了一种工程技术，将来做大官赚大钱，那就完全不同了。

于是，抱着这样的思想考取了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的土木科，一直读到毕业。我当时家庭情况困难，无力升入大学，曾在沪太长途汽车公司充当过低级技术员。但我以为该公司规模甚小，毫无名气，又设在宝山县城内，和僻处在乡下一样，加以收入微薄，生活又苦，这样干下去，和我起初要学工程技术的想像太远了。因此做不到两个月，便决心辞去。其时适同济大学招收免费生，我去投考而录取，非常高兴。幻想将来大学毕业，必能高官厚禄，再不至于像在沪太公司般“可怜”了。

同济毕业之后，考取了伪上海市工务局，以技佐名义派在第一处工作。当时的局长和处长都是同济校友（都是德国留学生），我易于有机会和他们接近。我看到他们出入汽车，生活舒服，尤其局长的场面阔绰，使我羡慕。因此我便感觉到不留学不能出人头地，而且要“取法乎上”，向局长看齐。他是博士，能领导一个单位，独当一面，威风凛凛；他的待遇，是全工务局最高的，他的享受也超出一般同人之上。

此后不久，我便向亲友借了一些钱，作为川资，前往德国。最初想先在德国工作，积蓄些钱再进学校。可是仅做了半年多工作之后，各厂因紧缩而裁员，便无法再找机会，而不得不勉强进了学校。后来，靠国内外的资助，才毕了业，考了博士。

回国后，在机关里服务不到一年，使我体验到我虽是有博士头衔的留学生，但是我既无裙带关系，又无政治关系，决不可能飞黄腾达。因此不得不改变方针，向所谓“清高”方面谋取地位，而以大学教授为对象。同时想像将来会桃李满天下，真可以名扬四海。再能写几本书，那便可更垂之永久。除拿每月固定的薪水之外，还可以拿稿费版税。收入不会少，享受也不会差。

其实适同济缺少教授，经人推荐，欣然接受。同时我想到在教书工作上要有出息，必须要做成名教授；要做成名教授，必须要有威信；要有威信，必须要把书教好；要把书教好，必须要把全部时间用在业务上。所以在进大学教书之后，完全采取“超政治”态度，甚至于尽可能避免担任行政工作，唯恐损失了我的时间。和同学们接触亦仅限于课程方面，从不谈政治思想问题。就是在解放之后，我仍然不主动地去参加他们的课外活动。

因为有成为名教授的思想，所以在讲堂上表现出自高自大，在上课的时候听到有人随意讲话，或是在考试时候见到有人作弊，便认为是轻视了我而有损我个人的“尊严”。我每怒不可遏，当场申斥。但从不去探寻客观原因，而加以谆谆劝告。在订教学提纲时候，务求表面上完美，以示内容丰富，而不问是否能完全照做。提纲写得笼统，只写章目而不写细节，以期便于伸缩，总之是把它形式化而敷衍塞责。在学期做总结的时候，遇到教学提纲未能全部实行，则不就主观努力的方面检查，而强调同学的程度不齐，致不能按照预定的进度讲授，或是推诿到临时性的停课太多，致无法弥补。在选教材的时候，每忽视客观的需要，而喜欢在德文参考书中选一些中文和英文书中所不常见的资料，来自显渊博。到考试的时候，遇到成绩较差的同学，除在批分数时加以鄙视外，从不想到再给予特别的指导和帮助。我觉得拿薪水只为上课，课外工作是额外负担。偶而做一些辅导工作，便以为特别卖了力，觉得这对于我的时间上已是吃了亏。

我的教学态度，一般说来，是过于严厉的，而在大同以兼授的德文课为尤甚。由于自高自大，不容许学生不重视我的课。德文为第二外国语，易于被学生忽视，所以一开始便严厉而愈演愈剧。我以往在同济补习德文时，有一位教师非常严厉，我不加以批判地摹仿他。因此有些同学们怕上德文课，也有些把时间化在德文自修上太多，而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课程。这都是不合理的现象，而妨碍了同学们的学业。同学们曾向我提过意见，而我不深自检讨，贸然将严厉改为幽默。例如曾有一位同学把德文读成英文的音，按以往的作风，我必然会当场申斥，而这次我说：“你的‘美国之音’可以改去了。”这种不真诚的态度，同学们当然不能接受。我现在认识了：发脾气和玩弄幽默，是同样地不正当的。教师授课应对人民负责，所以应该诚恳地耐心地帮助同学们鼓励同学们，使他们能坚定信心加强勇气，在感觉兴趣的气氛中求进步。

教书原可写书，我早有此想。但是又想要“不写则已，一写惊人”。既无惊人的可写，也就不写了。后来观念改变，开始写了，觉得年事日增，精力日衰，教课工作渐不适宜，想写几本书，以维持将来的生活。故其目的不在“惊人”而在“销路”。

综合上面的情形来看，可以见出我的读书、教书和写书，都是由个人主义出发。读书是为了向上爬，因此只重视分数和学位，甚至为了满足我读书时代生活上的欲望，宁愿接受国内反动机关（如当时的工务局和铁路局等）的资助，替他们做些报告，点缀门面。更进一步，不惜接受国外资助（如德国的洪宝助学金委员会），把交通经济方面的重要情况供给他们，以充实他们处心积虑的侵略计划。这完全站在敌人的立场而谋个人的名利。教书是为了成名，因此只求能盗虚声，而为反动派服务，替他们培养工作干部。到了解放后，还保持着老作风来应付教学工作。一方面不肯主动地领导同学建立劳动纪律和整体观念。例如在动员治淮时，我就未能尽量发挥我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不肯多用功夫去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使同学们获得切实的知识，每使毕业同学或在专业实习期内服务的同学，遇到解决现实问题感觉困难。这两方面，都使同学们的学业和祖国建设蒙受不可补偿的损失。写书为了维持生活，因此只求能多拿稿费或版税，着眼于销路，或只求速成，而不惜粗制滥造。书本里的错误是最能贻误青年读者的。

人民教师对于祖国前途的影响很大。所以必须先把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加以批判，痛改前非，方能负起教育下一代青年的责任，为了培养建设祖国的干部而努力。

（原载1952年9月3日上海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