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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做官与作诗

(2014-03-16 19:34:03) 下一个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在这种氛围里,人的学问、能力、待遇与荣誉,都以官位相衡量。由于官员影响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因此,中国社会的一切进步与衰败、光明与黑暗、美好与丑恶、廉洁与腐败,都与官员脱不了干系,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无人敢于艳羡文人,蔑视官员。但在国外当选就是官员,落选就是百姓已经成为常态的地方,另当别论。前些年,报纸上有一则花絮,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这样说,他是因为写小说写不过莫泊桑,才退而求次去当总统,似乎贵为总统的“含金量”,竟然不如一介文人。不过,这是外国的事情,通常不合于中国国情。

    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在司马迁笔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普通话》;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有所成就的文人几乎多是“倒霉蛋”,至于“贤圣”云云,不过是后人给他们戴的“高帽”而已。元代以来,中国的文人更不走运,那时有所谓“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官”居第一,“儒”位第九,自命清高的文人们,当该耻于“娼”后,傲于“丐”前吧,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个地位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排行“老九”的位次,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添加一个“臭”字,还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至于近来报道的伪造身世与学问、招摇撞骗的“国学大师”,告密求荣把聂绀弩先生送进牢狱的“文坛败类”,这是另一档子事。

    偶尔翻书,读到陈人杰的一篇《沁园春》,似乎对于文人与权贵的关系别有见地。词作不长,抄录于此:

    诗不穷人,人道得诗,胜如得官。有山川草木,纵横纸上;虫鱼鸟兽,飞动毫端。水到渠成,风来帆速 ,廿四中书考不难。惟诗也,是乾坤清气,造物须悭。

    金张许史浑闲。未必有功名久后看。算南朝将相,到今几姓?西湖名胜,只说孤山。像笏堆床,蝉冠满座,无此新诗传世间。杜陵老,向年时也自,井冻衣寒。

    词写的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作者作为一介文人,颇有几分自豪之感。陈人杰是南宋爱国词人,可惜天不假年,只活了二十六岁,且只留下三十一首《沁园春》。陈词对于文人的肯定,体现在三个层面。就成就而言,在古代,文人的成就是多元的,做官与作诗,只是内中的两种,仅将文人的穷通与显达限于仕途,并不全面。“诗不穷人,人道得诗,胜如得官。”作者肯定的是诗及诗人的地位与价值,反而对做官采取了鄙视的态度。就过程而言,作者笔下的“有山川草木,纵横纸上;虫鱼鸟兽,飞动毫端”,其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相和谐,心与环境相统一的精神世界,其“纵横”与“飞动”的意态与心灵,是官油子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就价值来说,“惟诗也,是乾坤清气,造物须悭。”诗作为文人的精神产品,体现了造物主的恩赐,充溢着乾坤的清气,内中没有纤毫的官气与铜臭,在作者看来,这才是最可珍视的精神价值。

    作者这首词,是在做官与作诗的比较中进行的。如果说上片对中唐政治家郭子仪尚有所肯定的话,在词的下片,汉宣帝时的“金张许史”四大家族,就根本不在话下了,作者只用“浑闲”二字,就将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显贵们一笔勾销了。“像笏堆床,蝉冠满座,无此新诗传世间。”一大堆乌纱帽,居然不如几首酸诗,这在某些官员看来,可谓方巾之见,迂腐之极。他以一个青年文人的干云豪气,激扬社会,评骘人生,强烈地体现了作者粪土王侯、睥睨权贵的精神气质。青年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也曾有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不也体现了同样昂扬奋发的咄咄锐气么!晋人陆机论文:“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文赋》)从陈人杰的“算南朝将相,到今几姓?西湖名胜,只说孤山”中,读出了某些似曾相识的意境与内涵,当年偏安江左、宋齐梁陈的豪门权贵,有谁还记得姓甚名谁?倒是那位西湖隐士的清词丽句,尚为人们所吟诵。而这与唐代诗人李白笔下的“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不是异曲同工么?(作者: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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