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

原载：民国档案(南京)1996年01期,第99-107页

孟国祥

 

宗教是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现象。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对支配自己命运的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观点，但却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作为和某些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情感密切相关的宗教，它不仅涉及到其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而且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特别在遭受异族入侵与内部压迫时，宗教往往成为团结抗敌的神圣旗帜。正因为此。在抗日战争中，日本除使用军事手段外，还千方百计地利用宗教从事对外扩张、毒化殖民地的活动，对中国抗战造成严重的危害。

 

一、输入日本宗教，效力侵华战争

 

日本有本土的神道、扶桑教，以及外来的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历史上，佛教在日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当局始终沉湎于对中国侵略的迷梦之中。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政府有意识地强化和规范宗教的社会功能。特别在九·一八事变后，为纳日本国民意识于一致对外扩张之中，日本当局便把神话天皇和崇尚“武运长久”的国家神道抬高到各宗教之首。1940年，日本“宗教团体法”再次确认国家神道的国教地位，并规定各宗教完全划归政府管辖，公然提出日本宗教教义要以适应军国主义的思想为前提，“侵略战争是圣战，所谓八纮一宇的思想成了国体教义的根本”(1)。

 

因此，战时日本的宗教就不能不为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而不少教徒不惜抛弃教旨，为之圆梦。如日本东本愿寺教化研究院主持河本显了述居然引经据典，撰写《佛教经典战争观》，把侵略杀人说成是“圣战”。诚如日本著名佛学家道端良秀所言，“战时日本佛教，简直好象发了疯一般。”(2)。

 

移植宗教，对华传教，是配合军事侵略的政治图谋。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开始在中国东北建立宗教寺院。继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提出对华布教自由后，不少日僧就更加积极鼓吹。如1924年日本《中央佛教》第七号，就有数篇文章强调日本佛教必须对外扩张，广植寺院。到1933年，日本佛教真言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在旅大就建立了寺院和布教所20多座。到七·七事变时，上海租界已有九所日本佛教寺院，天津租界有五座日本寺庙。据日本方面1936年11月调查，仅哈尔滨一地，就有日本多种宗教的布教场所24处，其中佛寺九座。(3)全面侵华后，日本宗教更是渗透华北与东南各省。仅日本东本愿寺就在中国各地设立近40处布教所。日本神道除在东北伪都搞“建国神庙”外，还在我国东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神社”。据1945年统计，东北城乡的大小日本神社就有295座。(4)日本侵略军上海军特务部，为了日本在华各派教徒能通力合作，于1939年2月，在虹口虬江路624号成立“中支宗教大同盟”。1943年6月，又在延安东路77弄1号成立“大东亚佛教总会”。

 

日本殖民主义者力图通过日本宗教迷信，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如日军在长春建立的“建国神庙”，供奉日本“天照大神”。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带头，天天向建国神庙行礼。强迫中国群众也向它行礼，承认它的权威。伪“保安法”还规定，如对“建国神庙”有“不敬罪”者，要判处一至七年徒刑。把“天照大神”作为“建国神”供奉，表示伪满的开始不是起始于清始祖，而是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因此，东北人民要与日本“精神如一体”、“一心一德”。这也为将东北分裂出去找到了宗教的依据。日本在华佛教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软化中国人民的斗志，使“日、满、华亲善”。哈尔滨极乐寺的日本佛教徒的这一活动，因其成绩显著而受到日本方面赞扬，并鼓励“日本佛教各派都必须融合到满人中去”，(5)“要提倡日本佛教徒超越职业意识，竭力向满洲扩张。”

 

在华日本寺院成了日军侵华的前哨据点。不少日僧为对华心理战出谋划策，为军方传令，或充当间谍，直接为侵华战争效力。如为日军进攻上海寻找借口，1932年1月18日，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和女特务川岛芳子唆使日莲宗和尚无崎启升、水上秀雄等五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名，到上海双阳路三友实业社门前挑衅，酿成流血事件，嫁祸中方。而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之事，更是屡见不鲜。早在1903年日俄战争前夕，为侦察沙俄军队在东北情况，日本特工江木少佐、土井大尉就是化名觉然、悟省，获得北京禅宗本山的度谍而潜入东北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青海的塔尔寺和佑宁寺，就有几个化装成喇嘛的日本人潜伏在那里，指使汉奸阮志贤化装成商民，在西宁活动。18岁的福田隆化装成朝圣者于1940年1月15日抵达塔尔寺，返回张家口后向参谋本部提交详细报告。1940年11月，“华北交通”(日特机关)的牧野秀之进，装扮成喇嘛，经百灵庙、中公旗，穿越腾格里沙漠，到达青海的夏宗寺，后返北平。战时，未经允许，外国人严禁入藏，但对蒙古族朝圣者却不加禁止。为插足西藏，野本甚藏、木村肥佐生与西川一三等人，化装成“地道的”蒙古族喇嘛教僧人而混入西藏(6)。

 

二、充当宗教扒手　阻挠国际援华

 

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我相邻的东南亚友好国家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由于佛教、回教在东南亚诸国流传甚广，缅甸还将佛教定为国教。为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日本便大造舆论，说“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日本对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日本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信念，战争似乎只存在信教与非信教之分，而没有侵略与非侵略之分。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历史悠久，东汉起取经印度，梁朝后传日本，影响甚远。东南亚人民自然不会轻易受骗。于是，日本又把自己打扮成佛教事业的代表者。老牌特务造谣专家土肥原在《为创造新文化而战争》一文中大言不惭地吹嘘，“东洋文化之代表佛教，支那文化代表儒教，十分维持实行于国民生活中者，不在印度，不在支那，实在我日本帝国。”为了表示日本尊重“东方文化”，1934年在东京连忙拚凑了“东亚佛教会”、“佛教兴亚会”、“国际佛教协会”等组织。“东亚佛教会”的宗旨也定为“发扬佛教真理，团结佛教信徒，铲除共产邪说，恢复东方文化”(7)。“大亚细亚主义”的制造者矶部美氏还向东亚一切佛教民族侈谈对华战争可以建立“新摩揭陀帝国”。他们说“佛教发源印度，而残存于锡兰、缅甸、泰国、越南、爪哇、中国，最后东渐日本，今日惟缅甸、泰越、日本保有余荣，如缅、泰、越加入形成一联邦国，构成亚洲南部之一防堤，则亚洲佛教兴旺置于磐石之上”，并许以“泰国为这一联邦的盟主”。与此同时，日本广派特务到各国游说，以引起东南亚人民对中国的恶感。尤其在广州沦陷后，中国只有西南滇缅公路保持对外交通，这时日本特务加紧了在缅甸的造谣，竭力宣传诬诋中国政府摧残佛教、逐僧毁寺，日本“为保中国佛教，故与中国作战”，煽动以佛教为国教的缅甸反对开放滇缅公路。(8)而当时泰国居然有一小部分自名为“激进派”的人物，羡慕当“新摩揭陀帝国的盟主”，也跟在日本后面鼓噪。

 

日本早已注意到世界伊斯兰教，为拉拢亚洲和中近东阿拉伯各国，日本原本没有一个回教徒。1937年前，日本连一座清真寺也没有。为扶持亲日势力，日本赶忙修建清真寺，翻译《古兰经》，集合东方各国回教徒。1938年5月12日，在东京建成清真寺时，日本特意组织44回教国代表去参加，成立“伊斯兰文化协会”，搞了“大东亚回教圈展览”，伪称日本有回教徒50万，好象日本是回教的发祥地一样，并把大会拍成电影，向世界广为宣传。(9)这时，日本又成了回教的代表者，以复兴回教自居。宇垣一成在东京发表“皇风万里”的文章，内载:“现在亚细亚有二万万伊斯兰教徒，据最近的传闻，他们眼看着亚细亚的更生，也奋起企图与日本提携，以从事亚细亚成为我等之亚细亚”。日本对我国历史上存在的一些民族隔阂和矛盾，以及个别有辱回教的言论肆意夸大，广为宣传，恶意中伤。如1938年，日本派4人冒充中国回民代表，到麦加向朝觐的十余万各国回教徒作蛊惑性宣传，旨在阻止各国对华的援助。

 

为揭破日本的欺骗行径，1939年10月，中国政府授意太虚法师组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对越南、缅甸、南洋群岛等国进行历时7个月的访问。为同样的目的，以乐观法师为首的“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于1940年10月赴缅甸作长期宣传。该队把日军轰炸中国各地寺院以及对中国佛教徒施暴的证据收集汇编，用中、英、缅文对照，印了一本特刊，沿途散发，用参与战地救护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日军暴行，从而缅甸僧俗断然拒绝了日本诱其参加战时举行的东亚佛教大会之邀。中国回教救国会也组织了两次近东访问和一次南洋访问。1940年南洋回教访问团的代表马达五在归国后的报告中指出。“此行最大成功，在使马来亚人一反以前信任暴日之错误观念，而重视中国消息”。(10)出访近东各国的中国回教代表团，也在伊拉克报纸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外交机关在各回教国家施行的反华诡计。由此可见，日本的确一度蒙蔽了不少人，对中国抗战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运作信仰差异　图谋分裂中国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宗教信仰不一。利用民族宗教差异，分裂中国，分而治之，也是日本侵华的惯用伎俩。

 

日方图谋蒙古由来已久。辛亥革命后，为粉碎日本借佛教拉拢蒙古王公的阴谋，中国僧俗太虚、胡瑞霖等筹建中国五旗佛教联合会，沟通汉藏文化，弘扬藏传密法以对抗日本密宗僧人在华布教。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无力侵略全蒙，遂将蒙古分成东蒙、西蒙两部分，在东蒙建立特务机关。九·一八后，西侵东蒙，改称“兴安省”，统辖于伪满洲国内。紧接着，又策动西蒙亲日派“自治”，并以东蒙、西蒙合并“大元帝国”、“大蒙古国”为诱饵，分化我民族团结。(11)

 

在蒙古，寺院、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很大，“没有一所寺院不对社会发生影响”。对此，1935年7月25日，关东军制定的《对内蒙措施要领(绝密)》指出，“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在实现上述方针，“为收揽内蒙人心起见，努力笼络王侯和人民，特别是力求通过有势力的喇嘛，贯彻日满两国政策的本意，进行各种工作”，“重视尊重喇嘛教的习惯，借此努力收揽人心。为此，进行以下工作:修复必要的喇嘛庙，或使有势力的喇嘛的生活安定下来。对于喇嘛教，逐渐加以改良，不使人心发生激烈的冲动”(12)。基于内蒙古战略地位的重要，以及喇嘛教对蒙古王公政治的特殊影响，日本在拉紧和喇嘛教的关系、培植亲日势力方面，扎扎实实地做了几件事:不断邀请喇嘛和蒙古佛教团访问日本，增强日本佛教对蒙古佛教的影响；日本东京的本愿寺和京都的知恩寺都专门设立蒙古青年喇嘛讲习班；向蒙古寺院派遣许多所谓的“日本喇嘛”充当各种“顾问”，他们“白天很规矩地参加各种法仪经会，一到晚间，他们总是很忙的写东西，可能全心全意在作谍报工作”。这些“日本喇嘛”许多是日本军人充任。如“喇嘛印务处”的幽径，他是一名日本和尚，又是一名日本军人。这些“顾问”因操揽事务，干涉内政，而被称之为“过问”(13)。

 

图谋建立“会教国”，扰乱我抗战后方。中国西北五省，地位重要，是抗战的后方基地，信奉回教的近四千万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它灭亡中国的目的，久已穿着提倡回教的伪装，捧出‘大回回国’的旗帜，在回族间进行挑拨分立的活动。化装成回教徒的日本奸细，从民国三年即已深入甘、宁、青各地”(14)。远在1900年，日本黑龙会与浪人会就策划搞所谓的回教运动。1914年，日人涛秀雄即化名马成龙在甘肃组织“黑龙会”，从事挑拨回汉关系的活动。1917年，川村乙麻假入教为名，在宁夏实行诱惑工作，当时被马福祥逮送张家口日领署。川村乙麻又改名川村狂堂，在东北、平津做回民特务工作。佐元间贞，化名左东山，于1923年在上海办了《回光》杂志，用笔名发表文章，以倡导回民取得政权为主旨，进行舆论煽动。“九·一八”日寇强占东北，川村狂堂率领回奸张子文、张子岐等组织伪“伊斯兰学会”。而村田则率兵强占沈阳清真寺，自为阿訇，派人到西北活动(15)。沈阳回教中文校长张子文，曾奉命前往西北对回族军阀马鸿奎执行拉拢任务，奉天市小西区区长兼回教协会支部长的杨进文，也曾到西北对回族军阀进行拉拢策反。华北事变后，阿桂善、额济纳、宁夏、武威、西宁等地，均有以回教信徒名义掩护的日本特务机关。

 

抗战爆发后，日本高举“回回国”的旗帜，大肆散布和策动“回民自治、成立回回国”。为分化西北，1938年5月，日本有计划地在东京召开伊斯兰大会，成立“回教圈研究会”。强迫中国沦陷区阿訇赴会，声言中国西北回教国家业已成立(16)。伪“回教总会”的刊物《回教》，在日本授意下，发表了《回族与西北》等煽动分裂的文章，称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是回教民族的根据地”，在描述清朝几次所谓“平回乱”之后，赤裸裸地提出“准备一切，在信赖友邦(即日本)支援下，援例满蒙建立回族政权”(17)。战时，伪“回联”的夏某等人被指派到西北等地游说，企图拉拢西北地区有一定影响的回族上层人物，为侵略我国西北铺平道路。对中国最边远的省份新疆，日本也不放过。早在1931年，日本驻阿富汗公使北田正平，就与大土耳其主义者频繁接触，介绍他们去日本研究文化与宗教。东京出版的《新日本通讯》大量刊载蛊惑新疆人民背叛祖国的通讯和文章。1932年，日本培养的军官马仲英带军队进入新疆，企图建立一个所谓的“会教国”，与英国争夺新疆。日本“回教政策”的发明家，自称穆斯林的若林半，一语道出日本上述活动的实质，“日本的回教政策，是皇家经略亚细亚的根干，于膨胀日本的发展上，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有着不便明言的重要性”(18)。

 

四、扶植伪化宗教　蓄意“以华制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便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佛教总会、伊斯兰学会等伪宗教组织。全面侵华以后，中国有正义感的宗教领袖和组织耻与日寇为伍，纷纷转入内地。日寇为实现“以华制华”的阴谋，便拉拢和胁迫宗教界少数上层分子和失意政客，在沦陷区成立各种伪宗教组织。

 

1937年8月和10月，天津和北平相继成立了以马良和王瑞兰为首的“天津回教会”和“北京回教会”。1938年2月，又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成立了所谓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满洲陆军少将”刘锦标任“咨议”，主要负责者原为喜多诚一少将，后为茂川秀和大佐。另有小池与三谷亨任“顾问”。“回教总会”名为宗教团体，实为日本特务机关控制动用的外围群众组织。该地还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各地广设分会。

 

佛教在我国流传很广，汉、蒙古、藏、傣等民族广泛信仰佛教。为利用佛教为侵华服务，1934年7月，日本东京成立了日华佛教研究会。1938年，日本以弘扬佛教为借口，策动一些汉奸在天津组织“中华佛教会”，以代替我国原有的中国佛教会，并在沦陷区各地设立分支机构。靳云鹏、高凌蔚、王揖唐、陆宗舆等19人为执行委员，古井芳纯、王克敏、汤尔和、齐燮元等出任最高顾问。他们并不是受过三皈五戒的佛教徒，而只是攀附权贵、跳梁求荣。

 

为使中日佛教一体化，1938年11月，中国沦陷区建立日华佛教研究会分会。在日本佛教界某些人的策划下，在中国还建立了日本佛教协会，由中国僧界败类铁禅任会长，成为臭名昭著的伪佛教组织。在北京，1938年12月由王揖唐等出面成立了同愿会。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等机构也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予以支援，认为这对日本侵略国策有很大贡献。在上海，闻兰亭等也参与创立得到日本支持的佛教团体。“日华佛教联盟南京总会”设于南京利济巷知恩别院内，日本佛教净土宗僧胜田圆成等任理事长。扬州、镇江、上海、无锡、常熟、南通、九江、芜湖、蚌埠、合肥皆有分会。伪南京佛教会作为日华佛教协会的支柱，其恶劣影响则更大。日本在进占杭州的第三天，就组织了“日华佛教会”，1938年开办日语讲经研究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东亚佛教联合会”又在中国沦陷区广设分会。1943年秋，“大东亚佛教联合会杭州分会”应运而生，日本和尚阿部法绳任副会长。

 

日本对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道教也绝不放过利用的机会。1941年，由日本兴亚院命令成立“华北道教总会”。日本原拟由老牌汉奸下台官僚陆宗舆任会长，临开会时陆病住院，只好改由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充任。“华北道教总会”要接受东京道教组织“大学院”的指导。1942年由“大学院”指令，以“大东亚共荣”为名在天津等地设立分会，并无耻要求中国道教徒学习日本的“王道”(19)。

 

为了更好地体会日本宗教的“真谛”，在兴亚院的授意下，战时日本不断组织中国沦陷区宗教团体访问日本，到东京等地参观寺庙。仅北平的“佛教同愿会”就组织了4次华北佛教代表访日。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1943年春，华北、华中、华南、伪满洲国等地的佛教团同时访日。领队中头衔最高的是内蒙喇嘛甘珠尔瓦·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意即活佛)。“回教访问团”、“道教访问团”也都光顾过日本。在日本除开办“佛教青年讲经训练班”外，1941年，又让伪“回教总会”派“回教青年团”去日本“留学”。

 

日本利用这些组织，干了许多破坏中国抗战的罪恶勾当。如1937年冬季，日寇用“北京回教会”的名义，先后向冀中各清真寺投寄劝降信和宣传品，邮袋装有日本旗帜和《告伊斯兰同胞书》，挑拨回汉关系，说什么“抗战是为了汉人”，日本要“维护回教”，实现“回民自决独立”。日本的劝降信还诡称:“皇军到了，回民都到清真寺去，打上日本国旗，皇军一定给予保护”。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分化政策让广大穆斯林群众当温顺的亡国奴。战时伪回教总会除散布所谓“中日满提携”、“日华亲善”、“团结拥教”、“拥护新政府(即伪政权)”及“反对共产党”的汉奸言论外，还要各清真寺以行动支持日军的活动，为日本“献铜献铁”、“增产粮食”。1941年左右，日本为搜刮中国财富，要从华北大肆招收劳工，去东北“勤劳奉仕”，于是，“回教总会”在日本顾问的建议和监督之下，组织回教青年去东北服劳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使日本侵略者伤透脑筋。对此，1938年7月12日，日本制定了“适应时局的对华谋略”，其中规定“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区建立回教组成的防共地带”(20)。伪“回联”不断派人到西北进行拉拢策反活动。日本侵略行径也遭到中国回族同胞的奋勇抗击。如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令敌人闻风丧胆。于是侵华日军又玩弄“以回制回”的把戏，在1938年组织“中国回教青年团”，建立“回教军”，由日本军官训练，充当日本的炮灰(21)。为扑灭沦陷区人民反抗侵略的怒火，日本也通过佛教组织劝导中国老百姓:“观音菩萨是慈善的，是我们东方固有的道德”，在中国人民对敌人慈爱、忍让，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为煽惑人心和争取佛教徒的支持，日本侵略者一会儿谎称青海佛教圣地塔尔寺大禅师阿嘉活佛到北平祝贺伪临时政府的成立，一会儿又强迫五台山的和尚到电台讲经。各地庙会，也是日伪利用的场所。如1942年，敌人又抬出了五台山的“六月庙会”，山西伪省长也多次表示要亲自“朝台”。为吸引附近民众前往，日军还指示伪区公所贱价抛卖掠来的粮食衣服。日本通过这些活动，以向中国佛教徒表示，日本是一个极虔诚的佛教国家，日本对华战争，是为了“弘扬佛教的圣战”，要中国佛教徒“保教不保国”，为日军侵华出力。于是，杭州灵隐寺的和尚被迫使为到庙中求佛保佑的日本士兵书写“武运长久”的条幅。关东军也利用佛教在长白山区开展“宣抚”活动。由于东北抗日联军以长白山为根据地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1938年夏，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当局共同策划，把长白、抚松等地方

弄成一片没有人迹的“真空地带”，来切断人民群众对东北抗联的支援。于是决定在出动几十架飞机掷投大量烧夷弹，把长白山林海地带和全部居民区化为焦土的同时，组织“宣抚班”，动员当地居民搬迁。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规定佛教总会、道德总会、大同佛教会、红万字会等团体，选派效忠日本、身强力壮、“灵敏机警”的佛教徒共60人受训。佛教总会选定戒空和印空“布教师”前往参加，他们以“宗教”、“慈悲”为幌子，甜言蜜语的说什么“这是皇军的政策，非这不可。迁到其它地方拨给好地，发给安家费”。戒空还刺探东北抗联的情况，然后向日本关东军汇报。因其有功，日军后来还发给戒空一枚银盾，以资“奖励”(2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使日本侵略者伤透脑筋。为配合军事扫荡，日军除利用佛教、道教、回教等伪化组织反共外，还十分注意创造和利用封建道会门或秘密宗教组织，培植汉奸，破坏中共敌后抗战。战时敌后沦陷区被日寇利用的宗教会的组织很多。仅举几例，如在山东，敌人创造，由汉奸掌握的会门道德会、协合会、大同会、新生会有十数种之多，改造的会门一贯道、提篮会等有20多种，被利用的会门如铁板道、归一道、天主教、红枪会计20余种。据统计，山东共有70余种道会门，只有十余种未为敌所用。当中共组织民众抗日团体时，这些会徒造谣说“推背图”(天书)上写着:“单看龙蛇跨马，五洋大闹中华；西方佛子回去，胡儿对对还家”，意思说五洋各国进攻中华是天命，是“气数”，非得等到“西方”的“佛子”回去以后，鬼子自然就出去了。那么，当然也无须什么抗日了(23)。华北敌占区的长毛道，请日本顾问“朝记”专驻天津指导，所谓“白阳世界”、“上登佛天”等等，都是他们反对抗战，进行汉奸活动的护身符，还说什么“日本过去是中国人，现在是回家送印来了”，“它保咱，咱保它，暂叫日本人替咱打天下”。在沁县被枪决的道徒王明川，还受命打进铜川游击队进行刺探和分化工作。总部设北平的万国道德会，是日伪操纵下的汉奸外围组织，居然在淮北，苏北地区都有市场。它们散布谣言，扰乱民心，暗杀投毒，从事间谍活动，反对减租减息。太行地区的“离卦道”和“六离会”，还聚众进行反对中共敌后抗日政权的反革命暴乱。在陕甘宁边区，1937年至1939年，边区就破获过两起宗教团体进行汉奸活动的案件。当时有称“佛教会”、“一心会”的团体，假神教名义，宣扬“加入一心会、佛教会，日本来了能保障安居乐业；给日本当兵每月可得饷银30元”，叫人们不要参加抗战(24)。凡此种种，对中共敌后抗战造成很大威胁。因此，战时各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都发布告示，采取行动，严厉取缔和打击反动道会门及秘密宗教团体腼颜事敌、助纣为虐的汉奸活动。

 

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统制宗教、压迫中国人民方面，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以东北为例，伪满洲国民生部掌管的宗教事务，由日人佐藤一手操揽。日伪方面组织礼教科和警务厅特高科，定期对东北全境的宗教团体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或典型局部抽查。从1937年、1944年满洲情报所编制的《宗教调查报告》、《满洲的宗教》等报告书可见，调查几乎涉及了东北所有教派团体、及它们的规模、性质、习惯、布教场所(寺院)、政治倾向，并提出具体的对付办法。如报告指出，九台县的普济佛教会“实际上则假宗教的名义策划反日活动，被探知抱有反满抗日的密谋后”，被勒令解散。“之所以能探知这些情况，是因为当局警察化名打入教会而侦察到的”；在哈尔滨地区，“这里属于旧军阀马占山的地盘，与东部一带的救国军一样，他们都在通过这种宗教团体来进行反满抗日的活动，企图收复东北失地，有必要提高警惕”。在分析秘密结社家里教后，报告建议“我们希望对家里教或是采取断然的镇压政策，或是让其成为合法团体，将其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妥善地由国家引导”。拥有数十万教徒的家里教、万国道德会最终被改造利用了。调查报告还指出，有193位日本人参加，每年日伪出资50万—80万元组织的协和会，其工作重心要对民众强化宗教信仰教育。“在满洲这样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地方，要把教育和宗教完全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有必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若想获得治安秩序上的好转，也必须从这一点出发”。对欧美在东北的宗教，也一一详加研究，认为天主教是日本的朋友。报告还提出了考察宗教的两个标准，即“(1)要符合满洲国的建国精神；(2)从日满不可分的原则看，和日本思想融合、有联系”。日本统制宗教之用心，由此昭然若揭。据1940年12月统计，除日本的宗教之外，伪满有佛教寺庙3912座，喇嘛教寺庙1009个，道教寺院2329个，回教寺庙243个。日本竭力藉此来控制和麻痹中国人。

 

五、驱逐西方教会势力　炮制东洋宗教

 

日本侵华期间，在华的基督教等西洋宗教，均为英美控制，且影响很大。由于英美等国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所以日本就千方百计攫取对基督教的领导权。九·一八事变时，担任日本东京基督教长老会长老的日匹信亮就叫喊，“从来，大陆的基督教都是欧美化的，有依存欧美的思想，这是有害无益的。日本人必须将欧美化的势力驱逐出去，以日本化的日本基督教代替之”。于是，在“东洋人掌着东洋人的宗教”的口号下，驱逐英美势力，制造日本式的基督教、天主教。

 

日军占领沈阳后，利用东北军粮秣厂的大量饼干，成立了“中日基督徒救济会”，以收揽人心。1933年9月，日本用军刀和宗教特务活动，成立了“满洲基督教会”。1935年秋，以“反满抗日”罪名，大肆逮捕亲西方的基督教上层人士。西方教会机构凡“不服从满洲建国精神，勒令停办”。某些西方教会，为求得生存，保住一角阵地，也与日本势力相勾结。1936年，由日本特工山下一手包办，在沈阳成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25)。七·七事变后，日本想控制关内基督教会的努力遭到英美等国的抵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将东北的传教士悉数关进沈阳的集中营，用武力把华北、华中、华南的英美传教士分别送进山东潍县、上海海防路和广州的集中营。教堂被封闭，残杀西方传教士的血案不断发生。如山西长治荷兰籍传教士2人被杀，屯留境内的传教士被杀十余人，在望都、蚌埠等地的丹麦、挪威传教士也惨遭杀害。日本特务机关、伪政府和日本教团不断向中国教会施加压力，结果于1942年10月在北平成立“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日本牧师村正治、绍田金雄为特邀委员。1942年在上海成立“华中基督教同盟”，日本的阿部义宗任会长。1943年，诱逼杭州、苏州等地的中国教会分别与日本教会联合组织“中日基督教协议会”。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雨宫在成立会上明确表示，此举“为求民心安定及反共起见，在宗教立场上，向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迈进”。1944年，日本派出以贺川彦等“大布道家”组成宣抚团来华，到日本占领区讲演，要求中日信徒“彼此相爱、和睦共处”(27)。在日本的指使下，各地教团胁迫会众为日本的节日或侵华头目的生辰庆祝，搞“和平祈祷”，参加“献铜献铁”、“增产保国”、“储蓄报国”、“必胜防空体制确立”运动，以支援“大东亚战争”。

 

自然，外国在华宗教中的亲日势力，日本也是愿意利用的。抗战期间，中国各地的一些反苏反共的白俄分子和日寇勾结，以东正教为掩护，破坏中国抗战。北平东正教府为日军组织“华北铁道护路队”，布列德等人替日军刺探情报。1943年驻华东正教代表团将教堂供日本作集中营，于是北平东正教总会内出现教徒与解押抗日志士的日本宪兵同出一门的讽刺场面。主教也因助日有功，而被日本特务机关授予一等“东亚圈勋章”一枚。天主教与日伪的关系较侧重于合作，在有抗日活动的地区，天主教士指使教徒从事反共间谍活动。天津教区的法国主教文贵廷禁止教徒参加抗日活动，散发反动宣传品，说日本侵华是“受到共产党威胁的防御战争”，鼓吹日本侵华“符合公教教义和道德原则”。南斯拉夫籍的传教士叶利普还胁迫教徒列队欢迎日军占领盐山县城，为日本侵华大唱颂歌。

 

由上可见，日本在华的宗教活动，已远远超出了文化侵略的范畴，宗教只是日本侵华活动的补充。日本并不真心要保护宗教，中国宗教也无须日本来保护。日本只是利用宗教作为侵华战争的掩饰和配合。特别当他们利用宗教侵华的企图破产时，就撕下伪装，公然血腥屠杀富于反抗精神的教民，拆焚毁劫寺庙教堂，上演了一出出毁灭中国宗教文化的丑剧。

 

注释:

 

(1)[日]村上重良:《国家神道》第71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日]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第166页，转引邓子美著《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5)(22)(25)[日]大谷湖峰:《宗教调查报告书》，参见《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

 

(4)姜念东等著:《伪满洲国史》第468页，大连出版社1991年版。

 

(6)《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　第124页。

 

(7)(18)肖鲁:《日本对东方道德宗教的扒手行为》，《新华日报》1942年5月26日。/(8)《民国佛教篇》第258页，转引自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

 

(9)朱德:《日本法西斯的贪欲及其侵略方法》，《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4日。

 

(10)《回教访问团报告南洋访问经过》，《新华日报》1941年5月1日。

 

(11)于鸣:《巩固西北民族团结　增强抗日力量》，《群众周刊》第2卷第17期。

 

(12)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组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3)《一位活佛的传记》(台北)1986年版。

 

(14)《关于回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4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5)《回回族问题》第84页，延安民族问题研究会编1941年4月。

 

(16)《西北同胞的吼声》《新华日报》1938年10月3日。

 

(17)《北京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07页。

 

(19)张修华:《我和天后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20)[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1)《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第299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22)山东省档案馆等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八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24)贾瑞梅等主编:《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第23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6)《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第112页。

 

(27)杭州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史料:《杭州沦陷时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