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文革”拾遗（3）

八

“焚书坑儒”这种反文明的孽行在文革时按圣意加以颂扬的。老毛洋洋得意地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干儒······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而在当时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除了来自西方的马列和标榜为马列高峰的毛书籍，没有什么书籍或其他的思潮能允许存在。对他们而言人命尚不足挂齿，焚书只是吞噬民族文明前的助兴之戏.

在物质和精神干涸的泥潭里，总有想穿越超脱的种子会从人们心灵中萌生，而“水源”就是书。

想找书看就是当年的一种饥渴。书都烧光清理掉了，唯一还有希望就是那些被封存的图书馆。借书是不可能的，那就看有能否找非正常的的途径。

我从前老去学校图书馆，跟那里的管理员都挺熟的，有时他们也让我进书库里转转。所以什么书排放在什么地方我都挺熟悉的。除了书籍，我挺眼馋就是那堆不外借的从五十年代开始的“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的合订本。

文革之后就和图书馆无缘了,挺失落的。有时还会去那楼里看看，后来看到某造反组织把“总部”的标记挂在书库的门上。那组织也占据了学校的广播站，天天在喇叭里念着杀气腾腾的咒语，记得一女的播音员读那时的时兴之句：“毛主席给我们‘掌’腰，我们要给毛主席争气”。可能她的战友也分不出“撑”和“掌”的区别，毛主席老人家那时天天忙着玩他的帝王术没空指导他的小将们要表达的初衷，所以那位女播音员每次铿锵有力读那句子总给人一种滑稽感。

扯远了。

一天中午，按习惯，人都睡午觉了。造反派天天绷紧的阶级斗争警惕性也有点蔫了，连个暗哨都没放。我在图书馆楼道里逛，没人，看那造反派总部门上挂一把三位数号码锁，拨弄一下，开了，密码是给他们“掌腰”那位老人家1966年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818”。

有点暗喜，这无异于阿里巴巴知道喊“芝麻开门”就可以开启宝库门一样。

和几个有同样意愿的朋友一说，大家都蠢蠢欲动，都美美地想着把书顺出来的那种滋味。我就惦记着除了那堆“知识就是力量”的旧杂志，我还能否带上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那一套“海底两万里”。

可合计一下，那时几个中小学生可真没有特种兵的身手，那书挺重的，带上一包可没法跑。万一不慎失风，估计都不用上刑就会全招了。而我就是那个主要策划者，况且在单位里犯事，那可要往已经风雨飘摇的父亲身上挂，那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路数。

结果是是像三国时的那位武侯一样“壮志未酬”。

又过了两年，那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子弟兵”接管了校园。按那位领袖意愿，焚书就一乐事，何况那种“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根本就不需要书籍。当兵的显一派军人气魄，他们把 “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书籍干脆利落地把全都搬到图书馆前的篮球场上付之一炬，火势之大几乎连篮球架也给烧了。

很多年以后，和朋友聊起这一图谋不轨的往事。一朋友作点睛之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的后代就更不能成事了。他说换他就谁都不说，瞅着机会溜进书库里能顺多少是多少。他还说我当时怎么没找他合谋，他口风紧，说不招就不招。我倒挺赞同他看法，反正这么侃完了也不用往税表上填写得失金额。

九

W太太，是我母亲的一个多年至交，风度甚佳，有一对子女。出自旧官宦之家，在广州东山有自己带花园的小楼，长年自雇家佣。1966年文革开始后当然无法避开要“砸烂旧世界”的暴行，数历抄家游街，被清门出户，只能栖身于故旧朋友家中，那时的官定罪名有二：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太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实在不堪折磨，遂求变自觅生路。

广州最现实的出路是南渡到另一个非专制的世界-香港或澳门。那时躲避专制的人们是被视为“投敌叛国”的叛逆罪，偷越那堵为拘禁老百姓而建的“铜墙铁壁”是要准备冒着被人从身后开枪射击和放军犬追咬的巨大风险的。

而络绎于途的偷渡者很少有人有马思聪那种偷渡的本钱和运气的。

W太太毕竟是有家底的人，她付钱托人找到可让母子三人一起走的小船，这样艰辛程度就远不及那些昼宿夜行翻山越岭，奔海博鲨趟礁的人。可是否能到达自由的彼岸却完全依赖冥冥中的运气。

因为我们两家的关系，我这样的后辈有机会听到她平静地讲述她和两个子女在海上的小船已经飘近香港水域而被人开枪截停的经历。

W太太虽是女流，可世面见得多，战争年代也随夫在军阵中生活过，胆识在寻常女流之上。她说当时虽百般谨慎还是巡逻艇发现，她还想赌一把，叫船家加速或可避进港界。谁知子弟兵的枪弹越打越近，已在船旁溅起水花，只能停船。可身上带着被当时政权禁止拥有而且数量不菲的金条和美钞，一旦被搜出，“群众专政”之下罪加几等可能连命都难保。于是W太太在巡逻艇还未靠近的时候，让两个小孩装着拨弄水，把那叠百元面额的美钞包着金条从船舷抛沉入海中。那笔可让一家三口在香港衣食无忧的财产就消失在南中国海里。老实说，等闲女人未必舍得往水里扔那笔不菲的钱财。

后来，W太太不再有买舟南渡的能力，但仍尽力支持子女与人结伴游向彼岸。大概在1972年，她不到20岁的儿子在第三次下海后就杳无音讯了。我见过她的儿子，一个高大俊朗皮肤白晰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