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国焘《我的回忆》74 分久必合

 

第十九篇 由分到合

第一章 在西康
   

   分裂风潮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党内团结的迫切要求。毛泽东从毛儿盖策马北溜，卓克基会议群情愤慨。这两幕连台戏是分裂的高潮，也惊醒了我们这些游击英雄。每个人都从心底深处喊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团结”的呼声。敌人的压迫，使我们必须弥补分裂所造成的创痕。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指示中共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由清除了我们内部分歧根源。任弼时贺龙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辗转来到西康地区与我们会师，也促成了内部的团结。一九三六年夏季，我们由西康向甘陕北进，党的组织和红军各单位，又在陕北的保安重新合而为一了。

   卓克基会议之后，我们的主要注意力转到了对敌作战方面。我们不愿老在内争问题上纠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这样做，自然是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huán调停斡旋）余地的意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伸张正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

   我们忙著作南下的动员工作，“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使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这对于两个多月没尝米味的红军，特具吸引力。我们的南下纲领是：“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平分土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与川军划分防区，互不侵犯”等等。我们再没有提出建立川西新苏区或西北联邦政府等类的主张，因为觉得这是要等我们在天全立定了脚之后，才能决定的。

   总司令部所指挥的军队，仍是一、四方面军（中央机构和一、三军团虽然北上了，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以及总司令部属下成百的工作人员原均属一方面军）。即将到来的战争，需要我们和衷共济来应付。任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更觉得内部团结是今后克敌制胜的要图，他对过去的分裂行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四两方面军同志间的隔阂，极为难过。他也责备中央巨头们领导无能，希望彻底改善。

   我们将党内团结工作列为第一要务。如果继续指责过去中央在两军会合后，只知批评四方面军，抹煞它一切的功绩，赏罚不明，以致引起同志间的隔阂，酿成这次分裂，是不足为训的。我们今后要改弦更张，重视同志们的努力与贡献，褒扬一、四方面军过去的英勇奋斗，反对彼此间的任何门户界限。我们要求同志们互相学习，互相谅解，互相结交，纵有检讨批评，也要出之于善意。

   我个人对于这次团结工作，特别重视。我向四方面军一般干部讲话，极力褒扬一方面军过去的英勇，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大家应一视同仁彼此要携手前进。这类的话我也曾向一方面军的干部讲过。我还访问了董振堂罗炳辉等原一方面军的将领，征询他们对于军事问题党内问题的意见。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扫除隔阂的效果，例如董振堂就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今后既能够一视同仁，他也敢于负起责任指挥作战了。

   我们这样努力了几天，便出发南下。我军由卓克基经懋功，迅即攻克了宝兴县城。宝兴是个小县，位于懋功以南大山的出口处，过此往天全庐山，便是比较平坦的地带。天全庐山在这多山的四川，是一片不小的冲积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和暖，盛产大米，相当富庶。

   当时四川已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控制，围剿一方面军入川的国民党中央军，分驻在各战略要地；我们要跟这些装备较好的军队周旋，这和我们初入川北时与川军作战的情况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我军进到宝兴时，先是与川军作战，一经接触，就给我们打垮了。我军乘胜占领天全庐山大部分的乡村地区，这两县的县城当时尚在川军手中。

   这一带的战斗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威力。我军向天全挺进的当天拂晓，川军防线完全被击破，我军正乘胜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追击，可是到了九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作地毯式的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三百几十名伤亡中，竟有近三百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同时，在这次战役中，敌人所建立的碉堡阵地，威力较前也大有进步。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经验来对付我们。

   我们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过去一方面军在江西对敌作战时，曾采取“斩乌龟头”的战术，即乘敌人飞机没有出动的时候，用迅速的手段，消灭敌人伸出碉堡以外的兵力。但这种战术终于不能发生大效，结果江西苏区为碉堡所困，最后，不得不突围西行。毛泽东也曾斥之为“错误的防御战术”。

   我们不愿重蹈江西苏区的覆辙，决定我们在天全庐山的军事行动是暂时性的，不在这里建立川西苏区，我们在这一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补给问题。因此，我们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畜力，将打土豪得来的稻谷运往宝兴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个集镇上，搜购布匹棉花赶制冬衣，准备不得已时退回懋功。

   战局渐渐不利于我军，不久在江西对共作战甚久的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每个纵队约有三师人），集结到了我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手段，向前进逼。我军与之交锋，占不着便宜。我们素来避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也不愿持久消耗，乃退回宝兴以北的山区。敌军也不再深入，他们不敢蹈险和我们在山地争胜负；同时，他们也以为把我们围在山地，终有一天会因粮食不继而自趋崩溃。

   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甚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我们当时曾详加检讨，认为敌方在军事上占压倒优势，这是从来没有人否认过的，不过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相当辽阔，决非敌人所能封锁。兼之区内地形险要，交通阻塞，敌人决不敢深入进袭。因此我们大可安心在这地区休息过冬，决不会成为瓮中之鳖。

   一九三五年九月间，我们回师懋功及其西大金川沿岸一带的集镇（即党坝、靖化、巴地、丹巴等集镇），原驻在丹巴的刘文辉部，在我军压力之下，向泸定溃逃。我们总司令部驻在靖化党坝地区。这时东南面的敌军离我军有百里以上，不能直接威胁我们。

   我军的困难是粮食供应不足，引起藏人的反感，当地藏族与汉人之间原有隔阂，藏人一向痛恨汉族的侵略。红军进到藏族地区后，毛儿盖东北面的藏人曾与我们发生过许多次的冲突。他们不仅阻拦我们这些外来之兵，尤其不愿我军分享他们不足的粮食。我们在这一带驻扎久了，与藏人争食情况，日渐严重。我们避免与藏人冲突，不愿在此驻留太久，以免消耗这一地区的粮食太多。

   藏族头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粮食，往往集中数百人与我们的搜粮队对抗。我们住在清化的时候，就曾发生过好几次类似的冲突。藏人的队伍是乌合之众，随集随散，不能持久，我军从不妄施攻击，只是予以监视，听其自散。我们也曾向藏人解释，我军征收粮食实属不得已，决不愿他们于饥饿的境地，更不会横施压迫。这样的解释收效很微。我们只有适可而止，在一个地方住了几天，就又迁往别一个地方去。

   我们这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老在寻求生存之道。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已经支离破碎，内部又告分裂，而且困处边隅，粮食不济，藏人的抗拒，更使我们汗颜。但我们并不绝望，还是抖擞精神，积极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以为将来作战的准备。

   我们的训练中心是红军学校，由何畏任校长，刘伯承任总教官。何畏那时仍在养伤，事实上不能多管事，刘伯承则负责实际责任。这个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多数是从四方面军调来的营连长，也有少数当过师长或军长的干部。重要战术教官是张宗逊、郭天民、唐天际等。教学原则是教官和学生共同学习，理论与实际并重，往往一个课程之后，便由教官和学生们率领附近驻军，实行演习。

   这间学校的训练条件，还不算坏，不仅教官优良，而且有适当的课本。我们在鄂豫皖办红军学校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课本，只有借用国民党的课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时曾译印了莫斯科出版的《苏联步兵操典》和《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两本书，可是经过长征的灾难，这两本书已难找到了，幸好有一个一方面军的下级军官，经过千辛万苦，才保存了这两本书。我当时发现了，读了一遍，视为至宝，立即翻印，作为这个学校的课本。

   这间学校的训练方针是注重红军的正规化。刘伯承这位独眼将军是四川老军官出身，无论军事学识和实际经验，在我们朋辈中都要算是杰出的人才。他又是中共干部在苏联陆军大学唯一的毕业生，回国后即出任红军参谋长职务以迄（qì到至之意）于今，所以他对红军的一切了如指掌。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他讲话爱用尖刻的词句，常常批评游击作风，连讽刺毛泽东也不放过。刘伯承这个正统派军人，在授课时经常假定两个同等人数、同等装备的敌对军事单位，对阵的时候，胜利将属之于勇敢坚韧和战术较优者。这种思想原是无可非难的科学分析，也合乎共产主义者所推崇的辩证唯物论。可是我们的红军与敌军相交经常处于劣势，因而素来提倡英勇坚韧和协同一致，重视出奇制胜的战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游击观念”，过分强调超人和少数集团的优越作用，对物质力量不足重视。

   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连续擢升到军长。他做过好几年团长，也做过短时期的师长军长，就因为师军长的职务，需要较高的军事知识，随意调他到红军学校受训。他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
   余天云事件发生后，我即驰往红军学校召集所有同志举行会议，并发表演说。我指出一般同志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的学习正规战术。我特别推崇刘伯承的军事知识，说到我自己和一般同志都得向他学习，他在刷金寺时所发表的、所有红军干部都须再教育的演说，我是完全赞成的。我还说明教师与学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从前是如此，今后也应如此。不过学生们应该虚心学习，不要固执己见，以免妨害学习和违反应遵守的纪律。我赞成学校当局给予余天云的处罚，但要求一般同志继续敬重他并帮组他学习。

   红军学校这个风波算是平息了，多数师生原不赞成余天云的见解，经过这次教育之后，学习的进行显得更为顺利。我和其他同志也曾安慰余天云，他虽郁郁不乐，似也再无不满的表示。不久，红军学校由党坝向丹巴移动，余天云竟在途经大金川激流时自高崖跃下自杀了。

   余天云的自杀事件，立即震动了一般干部。有的埋怨我和学校当局对他处罚太严，使他感觉这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侮辱。有的批评余天云太过倔强和骄傲，游击观念太深。甚至还有人以为余天云事件，证明红军干部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平心而论，余天云不过是毛泽东的缩影，性格倔强骄傲，重权术，不择手段，两人同样坚持游击观念，也以同样的理由与刘伯承发生战术思想的争执。两人都自视为游击天才，神圣不可侵犯，不过一个土头土脑，一个多点斯文，因而一个愤然自杀，一个老是运用奸诈，横行霸道。

   为这件不幸的事我发表了沉痛的演说，要求同志们从这件事汲取应有的教训。我首先痛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但我也着重指出自杀行为之不当，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动辄轻生是要不得的。我重复阐明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处罚并非侮辱，乃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手段。

   我们也探讨了余天云自杀的思想根源。我指出共产主义者相信以少数领导多数实行革命，因为他们自信能够依据自然来改造自然，因此不少同志过分强调共产党改造自然的作用，这多少是唯心观念的作崇。过去中共历史上，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都犯了这类性质的错误。尤以在游击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特别是毛泽东，都不免受这种唯心观念的影响。一般同志更被游击观念所支配，老是觉得个人的英勇与计谋，会产生超乎想象的决定性作用。余天云虽没有自私的军阀观念，但确实以游击英雄自命，因而一受到批评，使他脑海中的天经地义发生动摇，便愤而自杀。这是不足为训的，同志们应应引以为戒。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检讨，余天云的自杀事件使我想起一九五五年高岗的自杀，两者在性质上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我当时对余天云，到没有想到、更没有说到他以自杀来反党。
我们的教育工作，是克服了重重困难而进行的，余天云事件足够说明此种困难的深度。我和一般高级干部曾详加检讨，认为严格的教育仍应继续实行，但方法应有所改善，即对一般同志，不可轻易处罚，应多注重说服与批评，对游击观念也不可一概抹杀，要潜移默化、以正统的军事知识徐图补救。我们当时是想利用这段休养的期间，借训练工作使我们的知识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们不惜采急进步骤。但事实上训练工作须较长时间才能收效，我们这次努力，也就由于时间的限制，虽有相当成就，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九三五年十月底，我军翻越万年雪山（即大雪山）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我军在大金川流域和懋功一带停驻了一个多月，从天全庐山运进来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当地的粮食，又因红军在那里先后驻扎了约四个月，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要迁地为“粮”。道孚、炉霍、甘孜是川藏大道上的要镇，人口较多，我们估计那一带的粮食可供我军过冬。而且时已深秋，再不迁移，待到大雪封山，那就无法翻越这座大山了。

   我们选择了由丹巴通道孚的一条捷径，向西进发。翻越大雪山，须费两天的时间，第一天进到山腰雪地边缘露宿，第二天上午，翻过海拔七千公尺左右的山顶，再下山到了山脚才找着村庄驻足。山顶空气稀薄，通过时呼吸困难，我们都带有生姜一类的强心药品，为临时救急之用。全山白皑皑，我们步履稍一不慎，便可能发生雪崩。幸而我们事先作过充分的准备，所以能够顺利通过。

   这一带喇嘛的势力特别盛大，尤以黄教的势力最强。道孚一个最大的黄教喇嘛庙，就有八百多个喇嘛，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见穿红袍的喇嘛，喇嘛庙里有维持纪律的铁棒喇嘛，那些在街上闲逛的喇嘛们，听见铁棒喇嘛来了，就吓得四散躲避。喇嘛庙和喇嘛住宅建筑都较精美。喇嘛庙很象一间学校，喇嘛们经年累月在那里念经。有时喇嘛也像是一支有组织的军队，大多会使用武器，经常作有组织的军事活动。喇嘛在当地居民中，无论知识和能力都较超越，人民畜牧、营建、医病等，都得依赖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图克图更是政教合一的首脑。

   一妻多夫的制度盛行于这一带，但妇女的地位却又特别低。藏人兄弟数人往往共娶一妻，她周旋于这些兄弟之间，要维持他们的和睦，如发生争风吃醋的事，不问原因何在，概归咎于妻子。妇女出街要带面罩，而且有些还毁了容（所谓毁容，就是故意将面部割破，涂上黑灰，变成黑疤）。喇嘛们在街上逛游时，妇女们要远避，否则就被视为不道德，如果一位年轻貌美等女子，竟引诱喇嘛们注视，那更是邪恶之举。凡是引起争风的妻子，或引起喇嘛欲念的妇女，往往送去当尼姑。道孚市郊的一座小山上，便有一个规模颇大的尼姑庵，住满了这类尼姑。

   藏汉两族间的关系十分恶劣。从满清到民国，统治者传统的歧视藏族。那时统治西康的军阀刘文辉，尽量搜刮藏人的钱财。汉人在此经商者，也多用欺诈手段图利。我和一些藏人及喇嘛们谈及这些事，他们大多叙述怎样被汉人撵到山里去的故事。

   藏族的文化较低。藏人一年四季，不分冷暖，总穿着一件油渍的羊皮筒子，这件筒子往往重达三十磅，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很大的负累。他们虽有自己的文字，但结绳记事的方法，还是很普遍。而且文字也极不完备，很多较复杂的概念，就无法表达出来。譬如“团体”这个名词，在他们的文字中就没有。我和他们研究，藏文中只有“一心一意”这个名词，较接近于“团体”这名词的意义。

   我们既履斯土，就得尽量取得当地人民的谅解和合作。藏族自治政府经过我们的推动，在各地组织起来了，但大多只是一个空名义。藏人始终不完全了解红军，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掠夺粮食的可恶汉族，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和蔼，又使他们惊异不解。甘孜的活佛是这个区域的“神”，他曾这样表示对我们的观感：“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是它现在穷困，搜刮超过了刘文辉。”活佛的这句话，适当的描绘出当时我们在那一带的真象。

   我们在西康停留的期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前线大致没有战争。驻在康定的刘文辉部与我军隔着折多山对峙，相安无事。我军向西伸展到金沙江的左岸，西藏达赖喇嘛属下经英国训练的少数军队则驻防右岸，彼此也从未向对方射击。蒋介石、刘文辉也曾利用少数藏人，组成游击队向我军骚乱，但这些受蒋介石利用的藏人，往往被藏人视为“藏奸”，没有群众基础，经我军予以打击，也就烟消云散了，其他藏人的零星反抗，我军多数是用政治方法来解决。

   我们仍是集中力量，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主要是使一般战士了解西北情况和对骑兵作战的战术。我军大致可以在西康地区长期停留下去，但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我们须花很多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会使我们的战斗部队，转化为屯垦军，因而放弃对全国革命的领导任务，这自然非我们所愿。有鉴于此，我们乃仍照预定计划进行，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和新疆，与在陕北的红军成犄角之势。训练工作便是根据这种方针来进行。

   这段时期，我们发展了军队中的“文化娱乐工作”，主要是原一方面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贡献。一方面军是在江南的湘粤赣一带革命中心地区发展起来的，参加这支队伍的知识分子较多，所以军中的文化娱乐工作，也较为发达。当时我们总部驻扎在炉霍喇嘛庙里，门口有一块大广场，主持文娱工作的李伯钊女士（系留俄学生，任总政治部文娱组主任），常常率领文娱队（我们那时文娱队的组织，多临时吸收战士们参加，但指导人员则多系原一方面军政治工作人员）在那里表演。我和朱德等就常同战士们一道欣赏。他们所表演的短剧、舞蹈、歌唱等，当时鼓舞了战士们的热情，即使到了今天，回忆起来犹有余味。

   这里气候寒冷，布匹棉花，少的可怜，但羊毛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商店仓库，喇嘛住宅，到处堆满着羊毛，多数没有经过加工，主要是因交通不便，多年囤集，卖不出去。我军战士都忙着将羊毛加工，纺成粗糙的毛绳，再织成衣裤以及袜子等。一九三五年十一、二月间，我军各连队几乎都变成了一个个羊毛纺织厂。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纺品，其中以白色最多。我们对纺织羊毛多方鼓励，用教练品评、竞赛展览等方法，来促进战士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这样圆满的解决了我们的冬服问题。

   在“吃”的问题上，我们花的力量还要多些。当地的青稞大体是由我们控制，实行定量分配，奖励节约，反对浪费。每人的青稞分配量，多数时间是每天一斤。宰牛管制的更严，奖励制牛肉干，以便一条牛能供一连人约一周之用。粮食加工的工具很缺少，经我们分配，由军队和藏人轮流使用，但仍不够分配，战士们有时要将没有加过工的青稞煮熟来吃。

   蔬菜在这一带亦极缺乏，生产量供给藏人已感不足，我们来了之后，每天吃的都是青稞牛肉牛酪之类，没有蔬菜是相当严重的问题。所幸当地盛产一种野生的根科植物名叫人参果（也许西游记上所说猪八戒吃的人参果，就是这一类东西），可以佐餐。我们用竞赛的办法，鼓励战士们去搜掘，每人每天可掘得十几斤或更多些，最高纪录曾达到五十斤。人参果和青稞煮在一块吃，相当可口，而且也很富营养。不过我们人数太多，这种野生植物，经过我们大量搜掘之后，不久也就稀少了。此外，我们也派战士去猎禽兽和打鱼，但藏人迷信甚深，看见我们的战士去渔猎，往往有不乐意的表示。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我们还组织了一个野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漫山遍野的野草之中，搜寻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委员会有二十几个人工作，以朱德为主席，委员之中包括老农和医生等。他们从野草中找出了可以佐餐的二十二种野菜，解决了我们缺乏叶绿素的问题。有一次委员会判定某一种野草是可以吃的，先由少数人试吃，结果试吃者竟发生昏迷现象，经过抢救，才告无恙。在二十世纪中，这种神农尝百草的办法，似令人发笑，但这种冒险犯难精神相当可佩。

   愈是落后的地区，疾病的威胁愈是严重。藏人对于疾病根本无法抵御，有时整个村庄，竟被某一种疾病完全吞噬了。藏人对于人畜疾病的处理，只知采取严格的隔离方法。一个病人常被他的家人安置在一间单独房屋内，家人都不去看护，只按时从门洞中用长棍竹竿，送进一些食物饮水之类的东西，由病人自行取食。病人能否痊愈，只凭他本身的抵抗能力。如果他病故了，家人们便将他的尸体焚化，甚至连那间房子，也一并焚烧掉。某一村庄发现了传染病，全村的人往往就弃村逃亡。这样的隔离方法，有养成了一种反常的道德观点：对患病的家人，留恋不忍去或愿尽看护之责，则视为不合道德；而遗弃病人，反视为是理所当然。

   我军在藏族地区，曾受到伤寒病的严重威胁。患病的人数不少，时间也拖得很久。从一、四两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直到我们离开西康地区，这种病魔老是在与我军为伍。所幸我军还相当注重卫生，伤寒病的传染速率，收到了相当的抑制，其他传染病也没有大规模的发生过。

   在福建漳州基督教医院服务过的傅连璋医生，对于这次防御和医疗伤寒症，有过极大的贡献。在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又缺乏燃料，我们烧煮食水，往往不易达到一百度，因而不能将水中的细菌全部杀灭。傅医生认为，食水不洁是引起伤寒病及其他病症的主要原因。我们根据他的指示，在火炉旁安置一个牛皮风箱，增加火力，使食水能煮达一百度，这样，不仅可减少伤寒症的蔓延，同时也减少了其他的疾病。

   我们缺乏药品，对于伤寒病无能为力。傅医生便采用中医的医治办法，救活了不少人。从此，这位原无视中医的西医生傅同志，也就对中医发生很大的兴趣。后来他在上海著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说明他用中医方法，曾治好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伤寒病患者。他现在任中共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特别热心提倡中西医学并用。

   那次的伤寒病牺牲了我们成百战士，其中有好几个是师团长级的干部。还有一位无线电侦察专家蔡同志，他是福建籍的知识青年，聪敏而有毅力，自鄂豫皖起他就担任对敌的密电侦查工作，建树极多。他与我不仅是同事，而且是好友，他的死亡，在友情上我固然十分伤感，而且使我们军中少了一双千里眼，尤为令人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