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国焘《我的回忆》34 囹圄闻思

                
第三章 囹圄闻思

   就由于这个料想不到的因素，我们整个案子都轻松了。我的太太因为有病，由女监移送到了医院。彭永和也被释放了。我和太太之间可以由看守传递一些小说书籍，我们还可以用烧过的火柴杆子在书内写几句话，互通消息和互致问候，但我仍被严禁与外间通消息。我手头没有一个钱，我每天两顿所吃的除一大碗气味难闻的粗米饭和一根约小指般粗的咸菜而外，就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衣着就只有身上所穿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瘐（yǔ）死（即监毙）狱中”的办法的实施罢！

   但当时我的心情是安定下来了；日常生活上的困难，我也在设法克服。我与看守所的犯人们维持着友善的关系，他们每顿吃的是两个窝窝头，我常将我的大米饭和他们交换，他们很高兴。我这样时而粗米饭，时而窝窝头，在口味上有了调剂的作用。我每天都能洗身，有时也能借得一条短裤换一换。

   其他的犯人则与我不同，他们可以由他们的亲友送进来一些衣物和钱财；除衣物由各人自理外，钱财则都存在看守所长手中，随时领取，作购买食物之用；这也是狱卒们榨取油水的主要来源。犯人们向看守所长领取存款时，照例由看守所长扣去三成至五成，再由值日的牢头拿这剩下的钱去购买食物，他又必从中至少扣取三成，食物买好或做好之后，再分成三份，牢头们、犯人头目及出钱的本人各一份。因此，出大洋一元的犯人，实际只能得着价值约一角的食物。这几乎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狱卒们要按着这个规定调整一个秩序出来，以便他们各人所得的油水相等。

   如果有几天没有油水可揩，狱卒们就用殴打犯人的手段来设法榨取。如果某一天购买食物的犯人很多，总数在十元以上，就能成斤的买来猪肉，成包的购买强盗牌香烟（经常是零枝购买的），那就是我们看守所大家高兴的喜事。这时狱卒们会认真料理这些食物，大家吃完之后，还要大加品评。

   这个看守所的犯人是整天被关着的，不需做工；每天只轮着两个犯人打扫院子，卫生条件很坏，疾病也很多。监狱里还迷信不能捕杀耗子，因此，耗子多得可怕，每当我吃饭掉下几颗饭粒在地上时，耗子大军就从各个洞口结队的向目的物搜索前进；我睡在炕上时，往往从破烂纸糊的天花板上掉落一个或两个互相打架的耗子来，有许多次竟掉在我身上。臭虫也特别多，我曾用十天的工夫捉了一小盒，成绩似不下于名记者邵飘萍（北京京报名记者邵职萍第一次入狱被释放时曾将在狱中所捉的一瓶臭虫，面交司法官吏，要求改良监狱，曾轰动一时）。蚁虫每晚都在奏着曲子，与害疟疾的犯人的呻吟互相呼应。

   这个看守所简直是一个无人干涉的小偷养成所。原来犯人中的多数本是小偷，而其中多数的惯贼又互相认识；他们有缘相聚，终日无所事事，只有研究偷扒的经验与技术；就是初犯的，经过他们的熏染，也就入了这一行成为惯贼了。

 

   有一次捉进来一个未成年的小偷，第二天便被其他的犯人殴打，在那里哭泣不已。在犯人们被放到院子里来作十分钟的散步的时候，我问这小孩的年龄，他说是十七岁，但正确的算法还不满十六岁，他这次因饥饿偷窃食物被判处徒刑一个月。当我问他为甚么被同监者殴打时，他说是他们逼他拜师父，他情愿拖洋车，也不愿干这一行。谁知那个脚带铁镣的犯人头却因此怒目相视，我只有转脸向他说：“怎么？你不喜欢我管这件事吗？你可不能打这个小孩子！”

   这个看守所也是吗啡客经常出入之地，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或者几个被捉进来和被释放出去。这些被捉到的吗啡客通常总被判一个月上下的徒刑，但实际往往不到三天就被释放了。这些人的景象实在令人可怕。满身都是注射过吗啡的针孔；发了瘾的时候，呕吐不已，声音十分难听，似乎就要断气的样子。我起初还以为这个衙门是基于人道观念将这些吗啡客提早释放，谁知却另有内幕。

   我同房住的那个看守兵向我泄露秘密。这个兵油子是十足的旗人模样，当口袋里有几文的时候，就换过便服，大摇大摆的去坐茶馆，多数的时间，总在那里哭穷。他告诉我，步军统领衙门在满清时是个肥缺，现在变穷了，收益都被警备总司令部和警察厅侵夺去了，只能偷偷摸摸的收些吗啡捐。大宗贩卖吗啡的有日本人，也有本地“棍子”。由这些批发商转卖给分布在北京城内的许多吗啡馆，这个穷衙门就向那些吗啡馆收捐，表面上却还要表示禁卖。他指出那些吗啡犯三天就放走了，正是明禁暗捐的道理。如果认真禁止吗啡，或将这些吗啡犯都强制戒绝，那么，这个穷衙门就连吗啡捐这点油水也揩不到了。

   我听了他这些话，不寒而栗；我向他指出这是伤天害理的事。他哼着回答说：“伤天害理的事还多着哩！”等我要求再讲些故事给我听的时候，他又笑着说：“得拉！留着脖子多啃几天窝窝头吧！这个年头，我甚么都不指望，一心只想袋里有几文，在茶馆里一坐，喝上一壶香片，日子就混过去了。”这个兵油子的这段话，活活刻划出当时北京衙门的景况和多数人的心情。

   我在狱里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耳闻目睹的事，却己不胜枚举。这对我说来，无异是一个重要的课程，我因此对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有了深一层的了解。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改革须要很大的工程和很长的时间，我进一步了解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以扫除这一切的龌龊，在中国是何等的迫切与重要。

   不仅如此，在监狱里，不免使人觉得度日如年。我还不算寂寞，而是孤单，即每天所接触的人，与我很少共同之点，我不能向他诉说我心中的事。好不容易挨到了九月间，气温已是深秋了。那位曾和我秘密交谈过的刘先生居然被释放了；他在临走时，还和我殷殷话别。我为他的出狱欣慰，似觉得我这个政治犯也增了出狱的希望；但也有点难过，因为此后我没有了一个唯一可以谈话的人，也少了一个通消息的人。我脑海中更引起许多幻想，刘先生出狱了，我却不能，这必定外面不易援助，也许还要坐上几年。觉得如能在狱中念几年书，或可在学问方面得些成就；可惜我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小说书。我仔细一面回忆已往所做过的事和所阅读过的书籍，企图寻找出一些新道理来。

   那看守所的院子，是我日常踱步、做体操的地方。有时我会测验一下那围墙的坚实程度、或量其高度，或试听墙外的声音，或踩踩脚下的地基。我想逃出去，因此曾想到挖掘地洞、冲出牢门，用计谋或硬打出去等等。这一切，无非是幻想，自然难于找出头绪，不过发泄一下作为一个犯人的愤恨和反抗的心情罢了。漫长的时间总在左思右想，最初占着首要地位的是我自己和我太太以及其他同难者的安危，其次是外面我的同志们和整个革命事业会因我的被捕受到可能的影响，乃至他们工作的进展估计等等。日子久了，甚么办法都想不出来，自然就慢慢转到如何利用监狱中的时间来锻炼自己的问题。在散步的时间内，往往想得头昏脑胀，有时摇头，有时做手势，甚至高声喊叫出一两句话来，引得旁观人的惊奇注视，以为是神经病发作了。散步累了躺在炕上，天花板就仿佛成了银幕，海市蜃楼和各种形象都会映现出来。晚上也老是不能成眠，梦魔往往随着那些幻影而来。这样我才深刻体会到，一个人没有师友的切磋、图书的参阅、孤单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的痛苦。无法接触广大社会，个人的思想不免会乱杂无章，抛不开感情冲动，免不了顾此失彼，思想也就不成系统了。

   我在狱中的界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时“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了马林对我所使用过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足怪的；如果对这些事感到惊奇，实在是自己当时的过于天真。

   我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国共合作这个紧急的当前现实。又想起我入狱之前在上海参加扩大会议的经过，陈独秀先生当时所表现的那种狼狈状态，国共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党外合作的主张再度提出等等。我为国共关系前途担心。我一直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在西湖会议时我站在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立场上，反对马林那种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去的主张。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反对马林那种取消中共的倾向，坚持中共须独立存在与发展。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一见到孙中山先生就提出允许多党存在这一根本问题，接着又提出改组后的国民党，既然包括形形色色的革命分子，党章就不宜规定得很严格，而应具有广大的包含性。我入狱前的种种事实，不是又证明我有先见之明么？

   但我回过来一想，我内心是始终根本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的，既然如此，又为甚么不坚决表明，还要讲求妥协，惟恐伤害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共党内的团结，岂非不够坚强？又觉得仅仅坚持反对意见还不够，还要有主张，要提得出一个清清楚楚的完整的方案。如是又继续想到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我为甚么不策划一套联合战线的计划、实行方案和未来发展等等，为甚么不和同志们多作研究，多发表一些文章阐明联合战线是惟一可行的方案之道理？但也想到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能折服马林，他在西湖会议时所持的坚强理由是联合战线之所以成为左倾空谈，首先因孙中山先生不会赞成；任何无视孙先生意向，而主张联合战线的议论，都没有效用。

   我悔恨自己为甚么在西湖会议后也觉得少数中共负责人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形成联合战线的方式是可行的，而没有深刻意味到很可能会发展为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去的政策，这是何等胡涂？因而我更悔恨我失去了机会，如果我在一九二二年九月间在张继家举行加入国民党仪式的时候，径行去会晤孙中山先生，向他提出改变那种“我即革命，革命者到三民主义旗下来”的想法，转而容纳多党存在，与中共和各派革命势力建立联合战线，说不定也可能获得接纳。这等于使他那间“独资经营”的“革命公司”，因时移势易，改为“合资独营”的“股份公司”，而他仍然是大股东、董事长兼总经趣，有何不可？我那时若与孙先生多接触，把他说服，对国事的影响该是多大？但现在只是事后的先见之明，失去的机会是抓不回来了。

 

   到了一九二三年六月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经过马林长时间的活动，孙越宣言，国民党已决定改组容共，第三国际的四月决议等等，已经是很迟了。但那时我仍可设法否决马林主张并径行向孙先生进言，很可能仍可挽救。可是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那已经是太迟了，我只好表示一点意见之后就扬长而去。

   这样长时间的苦思，有幻想也有检讨，使我觉得自己的为人需要减少一些少年勇进，加多一点老成持重了。我想不清中国革命会如何发展，但认为有多种可能。我只希望往好的方面发展，即是国共不要闹得不能开交。事已至此，只有在党内合作的既成事实下奋相忍为国，或采友善态度趁早改为党外合作。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了，国共也应避免彼此敌对，相打相杀。这些想法都曾反映到出狱后的言行中去。与我同时出狱的范体仁以及和我争论过的赵世炎等同志，都曾说我变得老成了，甚至有人讥讽我经不起监狱的磨折。我并没有完全否认这种说法，有一次还向赵世炎等说到亲身经历过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因反对全面加入国民党，几乎被开除中共党籍，在监狱中有机会细细回味这些往事，因而变得老成些是毫不足怪的。这也许不是退步了、右倾了，而是进步了、减少错误了。

   十月初，直奉第二次战争的风声日渐紧迫，监狱的戒备也随着严密起来。关于苏浙战争，孙段张合作对直、直奉第二次大战已大规模爆发等一鳞半爪的消息，也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

   我热切盼望直系政权的垮台，那大概会增加我冲出这座监狱的机会。但我也不能露出声色，以免惹祸，因而还是和平常一样过日子。

   十月二十三日，一个狱卒暗中告诉我，冯玉祥的军队忽然开回北京，连总统府都包围起来了。接着，我的房门被锁上了，我被禁止到院子中去走动。狱卒们都慌张起来，严禁犯人们接触交谈。荷枪实弹的看守兵在监狱外面来回巡逻。二十四日，一个狱卒告诉我，王怀庆倒了，冯玉祥派了刘某接任警备总司令。这些事使我判断我真有出狱的机会了。

   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左右，我这个不明情况的人，心中还在作多种可能的推测。忽然一个狱卒将我的房们打开，引着我一直走到警备总司令部的大堂。这个大堂中站满了大小官吏，原来是冯玉祥所新任的警备总司令刚举行过接任仪式。那位新总司令离开他的座位，站在台子旁边接待我。我的太太和范体仁也被带到那里。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在那里想着冯玉祥竟能这样好的对待我们、真是出乎意料。但我在极力约束我自己，慎防可能再有不如意的事发生。

   那位新总司令提高声音问我：“你犯了甚么罪？”我回答说：“我根本没有犯罪，审判人硬说我犯了内乱未遂罪，我是不承认的。”接着他又问：“他们打你没有？虐待你没有？”我回答说：“我个人总算没有挨过打。”于是，他宣布：“无罪释放”，并说我是受了委屈，好好出去休养。接着他以同样的问题问我的太太和范体仁。我太太的回答是：“我没有犯罪，但受到非法的逮捕和拘禁。”范体仁回答的是：他犯了爱国罪，他要控诉他因此所受过的虐待。那个军人对他们同样宣告无罪释放，并含笑安慰他们。

   我们这些政治犯走出监狱以后，同志们和朋友们曾多方慰问我们，这不必细说。范体仁并曾埋怨我为何不带头对那班直系军人提出摧残人权的控诉？我安慰他说：“政局的变化是五花父门的，我们能这样出来，就算万幸了。让我们暂时饶恕他们，一心注意我们未来事业的发展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