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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治国:儒家教育的核心(1)---------邪恶的中国文化

(2020-09-26 09:31:33) 下一个

第四章   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与教育观念

自从黄帝初步把“教化治国、礼仪兴邦”作为治理国家的核心理念,“教化治国”就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工具、最主要的方式。“教化治国”这种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舆论宣传、文化教育。这两种形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中国历朝历代,对待底层“刍狗”,主要是以“舆论宣传”为主,文化教育为辅的方式;对待儒家封建各级权贵,和有机会接受文字教育的族群,主要是以文化教育为主,舆论宣传为辅的方式。中国历朝历代的教育目的、教育观念,都是以“儒家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都是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核心思想服务的;通过控制、束缚、规范社会各阶层的精神、思想、意识,来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的统治利益,来维护儒家封建神权权贵各阶层的根本利益。
尽管中国历朝历代的“教化”的内容不完全相同,如“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史记·商君鞅》。但是他们的“教化”的核心指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维护“统治权贵各阶层的根本利益神圣不可侵犯”服务的。例如:毛王朝时代,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三部功能,相当于封建王朝时代的礼部)等部门,“教化”中国“刍狗”的核心指导思想,就是维护“毛泽东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共产党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精神,竭尽所能地维护共产党权贵集团的统治利益服务;只不过以“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伦理道德为迷人彩衣,代替传统的封建礼教道德而已,它们的核心本质是完全一致:维护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神权统治。
中国各阶层是在“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屠刀的威胁之下,被迫接受“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礼教思想文化知识,被迫接受儒家帝王封建神权崇拜、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各级儒家封建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思想文化意识。

第一节  尧、舜的教育观念

黄帝的曾孙尧和七世孙舜,彻底地完善“教化治国”的治国理念,并且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确立下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尧、舜是怎样执行“教化治国”的治国理念的呢?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史记·五帝》。舜派遣“八恺”,让他们以“尧、舜制定的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在全国实施推广,让他们掌管婚丧、祭祀、庆典等各种社会活动的礼仪制度,达到“莫不时序”的目的;舜派遣“八元”,让他们以“尧、舜制定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内容,教化万民,以达到“内平外成”的目的。“五教”就是后世儒家的“君臣父子”之间伦理道德关系的原始版,即孔子的“仁”政的原始版;也就是儒家理学的“三纲五常”的原始版。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以行动反对礼仪教化的异议分子);少暤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即以言语反对礼仪教化的异议分子);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即以消极抵抗、沉默抗争、不应声附和的不服从礼仪教化的死不改悔分子);缙云氏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号之饕餮(即不过问政治、我行我素、追求生活享受的商人)。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魅”……《史记·五帝》舜是以雷霆万钧的手段,严厉惩罚不服从“教化”的异议分子,而且是一人不服从“教化”,惩罚整个家族成员。这就是后世的“子不教、父之过”的思想根源;后世历朝历代的中国开国明君,把舜的残酷无情的手段,作为“样板”,实施“教化治国”时的法律政策。
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勿虐,简而勿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水,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史记·五帝》。舜初步把文化音乐艺术纳入“教化治国”的范畴,成为教育“刍狗”的方式的组成部分;让它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意识形态服务,文学音乐艺术成为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教育工具。
“八恺”、“八元”和夔就是儒士阶层的鼻祖。
舜对“刍狗”实行的以“帝王神权崇拜、神权神圣不可侵犯、各级神权神圣不可侵犯”为最终目的的“教化”,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史记·五帝》。此后的历朝历代,在国丧期间,三年之内,儒士权贵阶层,被禁止“举乐”,作为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礼教制度。
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即舜)始《史记·五帝》。此后的历朝历代,儒士阶层为了颂扬帝王“德昭天下”的“丰功伟绩”,挖空心思地给帝王进献珍禽异兽、陨石、罕见的珍宝等“异物”,成为常规习俗。

第二节   夏、商、周三朝的教育理念

夏朝在尧、舜的“教化治国 ”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由于执行“教化治国”的治理国家的理念,需要专门的人才来执行,社会上逐渐形成“执行‘教化治国’的治理国家的特殊阶层”,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专门为帝王、贵族、权力者服务,掌管婚丧、祭祀、庆典等各种社会重要活动的各种繁琐的礼仪,维护帝王、贵族、权力者们的尊贵显赫的社会身份地位;不遗余力地向社会各阶层推销、灌输“维护帝王神权统治的各种各样的道德知识、礼仪规范动作”等“教化治国”的内容;竭尽所能地教育、指导社会各阶层,完全按照帝王及整个统治阶层的意识、要求、礼法制度所规定的行为规范、言谈举止而行为处事;监督社会各阶层的言谈举止,是否符合他们的身份地位……帝王及统治权贵阶层,逐渐给予这个“教化治国”的执行阶层,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各种特权,最后形成势力强大的“特殊阶层”。
这个特殊阶层在夏、商两朝,被称作什么,笔者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不敢妄言;在周朝的时候这个特殊阶层被称为“儒”。这就是儒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过程,和儒士阶层最初在中国政治政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代不同礼而王”《史记·商君鞅》,虽然夏、商、周三朝的礼教制度的内容不完全相同,即“教化治国”的教育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是制定礼教的指导思想,和“教化治国”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以封建帝王神权崇拜、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及对各级封建神权崇拜、神权统治神圣不可侵犯,为核心指导思想和最终目的。这一时期的“教化治国”的方式,是以“舆论宣传”为主导方式进行,文化教育为辅导方式。
夏、商、周三朝,每当皇朝更替之后,新王朝都是以舜的“教化治国”为榜样,凡是不服从新王朝“教化”的异议分子,都被迁移、流放。例如,当周武王完全灭亡商朝之后,把凡是不服从周朝“教化”的商朝遗民,全部流放到朝鲜。

第三节   孔子的教育理念

被称作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孔子,他是怎样来教导自己的弟子的呢?
周朝的中后期,周王室处于风雨飘摇、日暮途穷的“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征战吞并,先是春秋五霸,后是战国七雄,他们拼命地扩大地盘,扩张自己的势力,形成诸侯国各自为政的局面。周天子不仅不能节制,反而受制于大诸侯王国的挟制,成为大诸侯王国的傀儡。周天子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各个诸侯王国的共主,但他拥有实际的国家政治权力,低于一般的小诸侯国王,甚至不如大诸侯王国的公卿大臣。
而竭尽所能地维护封建帝王神权统治的儒士阶层,面对“礼崩乐坏”的乱世困境,不能为力。“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治国方略,在以军事力量称雄的乱世时代,显得苍白无力,儒士阶层的社会政治地位岌岌可危,逐渐被统治权贵阶层忽视,不再受到统治权贵阶层的特别青睐。孔子这个儒士阶层的一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竭尽所能地推销“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治国理念,希望分享政治神权的一杯羹。
虽然儒士阶层在周王朝中后期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是在各个诸侯国内部,仍然需要儒士阶层,来贯彻执行诸侯国内部的各种“教化治国”政策和各种礼仪制度,维护诸侯国内部各阶层的统治秩序和各级权贵的相关利益;在各个诸侯国内部,以各自不同的儒家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教化”各个诸侯国的“刍狗”;在各个诸侯国内部,进行各自的王权崇拜、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造神”舆论宣传等。因此儒士阶层在整个社会政治神权里,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孔子把儒家思想向全社会推广时,响应者众,其弟子达到三千多人的盛况,是当时各大学派中最盛大的一派。当然,这也与儒家思想是代表中国历史传统和正宗的思想文化意识,是传统“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思想文化意识的直接继承者有关。
孔子是把自黄帝制定,尧、舜发展、初步完善的“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治理国家的政策,夏、商、周三朝进一步补充完善和实践的这种治国理念,进行文字化、系统化、理论化、完善化而成为“六艺”,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地传授给他的弟子。孔子是以文化教育为主要方式,舆论宣传为辅助方式,以“全方位地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帝王神圣不可侵犯、各级神权崇拜、各级神权神圣不可侵犯、各种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及如何维护各种统治秩序”为核心指导思想和目的,教育他的儒家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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