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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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倒计时
二零零六年初，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令我开始冷静地审视自己，也冷静地考虑未来。
那年春节刚过，总局就来电话，说有个日本访问团要来中国，希望能跟农业部和质检总局的有关人员见面谈谈。农业部不知道该谈什么，就拒绝了。剩下质检总局不得不接待。几天后，我赶到北京。当我看到来访人员名单后不禁笑了起来。动植司的领导板着脸说：“不要笑，外事无小事。还是好好准备一下怎么应对吧。”我笑笑说：“放心吧。论辈分，这几个人算是我的孙子了，不要怕。”领导半信半疑地看着我。
过了二天，日本代表团到了。那天上午，当他们依次走进大会议室后，领队的手里拿着一封信，东张西望地问：“请问哪一位是江教授？”听到这话我走过来：“我就是。”他立刻双手拿着信，朝我弯腰鞠躬，嘴里说：“江教授好。我的老师叫我向你问好！”领导看得目瞪口呆：“这是怎么回事？”我解释说：“他的老师是我的好朋友T.Kimura教授的学生。日本人最讲究辈分了，而老师在他们心中就相当于长辈。你说他算不算是我的孙子？”领导也忍不住笑了。
那一天的座谈会非常顺利。他们问的问题只要和我没有关系，就会穷问到底。而只要涉及到和我有关，他们就不再往下问，摆摆手说：“算了”。领导不由得感叹：“早知道是这样，我也不会那么紧张准备了。搞得春节都没有过好。”
第二天我们一起飞到深圳。大家继续就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我们都很放松，我也感到很惬意。吃中饭了，大家闲聊起来。突然，有个日本人问同事小罗：“你们中国人多少岁退休？”小罗边吃饭边回答：“六十岁。”那日本人立刻就指着我问小罗：“那两年后江教授退休了，你们打算怎么办？”大家顿时呆住了。这些日本人不仅知道我的年龄，而且知道再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小罗半天才转过弯来，就说：“江教授不会退休的。”算是勉强糊弄过去。日本人没有做声，只是微微的摇了摇头。此时，我一丝惬意的感觉也没有了。
晚上，我回忆起今天这一幕。心里浮想联翩：连日本人都想到你快退休了，你自己想过吗？还在懵懵懂懂地朝前混啊！我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脸，问道：“在退休前你安排好水生室的工作了吗？你想好了在退休后自己该怎么过吗？”
退休，是每个能活到退休年龄的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二零零四年，我的好朋友，沙头角局的黄局长退休，他对动检处的黄处长说：“等你两年后退下来找我玩啊。”今年黄处长退休，他也笑着对我说：“江老师，两年后在香榭里花园迎接你！”这就是现实！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倒计时已经开始。
我能适应退休生活吗？十年来，只要我在深圳，除吃饭睡觉外，其余时间几乎都呆在实验室里。如果叫我坐在家里，就觉得浑身不自在，不知道该做什么好。那我退休后该怎么办呢？
有个笑话，说某局长退休后感觉日子难熬。下面的人给他出了个主意：每天一早叫夫人把一日三餐的菜单写出来，送局长审批。让局长在上面批示“拟同意”。可人家是局长，我该怎么办呢？把厨房当无菌室？把炒菜锅当超净台？不行，我得有意识地放松才行！我要想法安排自己去旅游。我不希望在退休后变成一个不知道做什么好的人。学习休闲，这也是一门学问啊。
从此以后，我就从心里开始倒计时了。我觉得该考虑慢慢退下来，不要被别人在背后骂我“占着茅房不拉屎”。我决定，从现在开始，要做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二零零六年夏天，我尝试带着夫人小樊到云南旅游，放松一下。当我拿着年休假的批条到人事处办理手续时，人事处的小姑娘惊讶地看着我说：“江老师也开始请年休假啦！”我这才想起，参加工作这几十年来，除了单位安排过疗养外，自己从来就没有休过年假。那次在云南虽然玩得很尽兴，但我的心始终放不下来，几乎每天都要跟实验室的同事们通电话。小樊笑我：“你这个样子，到退休后该怎么办啊？”是呀，一辈子把弦绷得紧紧的，得学习放松，这也是一个适应过程呀。
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我满五十九岁。这天，我给局领导写了一份《退休备忘录》。希望有关领导能有足够的时间安排工作交接和替补人员的考核挑选等准备工作，避免造成工作上的被动和不连续。我在备忘录里写到：“我唯一希望组织考虑的是，请保留水生室的相对独立性，不要和动检实验室混为一团。这对深圳局和质检系统都有百利而无一害。”交上去以后，觉得似乎有点自作多情？其实，我对水生室并不担心。在深圳的十二年里，前六年我的重点放在实验室建设上，而后六年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外面：农业部和国际交往上。一方面觉得需要给实验室打好走出去的基础，另外觉得我有能力就应当多做这方面的事情。这几个同事带了十多年。平心而论，现在个个都很优秀，个个都能独当一面。这个水生室早已不是缺了我就不能很好运转的实验室了。正如《亮剑》中说的：“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这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气质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即便我离开了水生室，它也不会跨下去！
八月，听说十七至二十日在新疆有个鱼病研究会的学术讨论会，决定带小樊一起去新疆开会兼旅游。我们在会后游览了吐鲁番和天池，还参团去了北疆的喀纳斯湖。玩得正高兴时，总局来电话，说要组织中组部的专家去吉林疗养，还可以带家属一同去。我和小樊连忙赶回深圳，第二天再飞往长春，又在长春市和吉林市游玩了十来天。同事们都惊奇地看着我，我自己也觉得是不是好像变了个人？
到了二零零八年，随着退休时间的临近，想多做点事的心情反而更加强烈。只要有机会，就尽量去做。五月一日至三日，应山东荣成局邀请，去那里考察。六月十日至十二日，赶到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参加我的两个学生的硕士和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并受陈焕春邀请参加博士答辩的评审。六月下旬，为了最后再参加一次总局的副高和正高职称评定，我犹豫再三，放弃了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还是多为本系统的同事们多干点活吧。七月四日至十四日，赴西藏跟尼泊尔人交流、讲课和会谈……。我似乎突然变得更忙起来。
终于，倒计时结束，退休的时间到了。我拍拍身上的灰尘，理了一下已经变得花白的头发。从西藏赶回深圳。我要去办理退休手续啦！
网友昨天又给我发来大家的一些评论。真可惜，我在国内看不到这个网站，没法和大家直接交流。多亏网友不辞辛苦把我的回忆录一段一段的贴上去，又把大家都评论收集起来用邮件转给我。才使我有跟大家交流的机会。
我是到深圳好几年以后才知道制服是上班才穿的。从来也没有谁跟我说过这个规定。不过，检疫部门发的衣服实在太多了。不仅是四季的外衣外裤，连长短袖的衬衣、皮鞋、皮带、毛衣、毛背心、领带、大衣、风衣和羽绒服等都发，直到今天退休十二年了，还剩几件衬衣和裤子，怎么也穿不完，也很难分清楚上下班。其他同事好像也有下班穿着制服的，不过就我穿的时间最长吧。因为我来深圳后把原先的衣服都拿去扶贫了。也没有不是制服的衣服穿了。所以后来我就学着别人，进餐馆时把肩章取下来，免得说是吃霸王餐。平时把白大褂往身上一裹，也看不见。就这样混了十几年。
不过深圳当时可能是比较……。讲个笑话。刚来那年，有个公司请我们吃饭，说过年了，每个人送个100元的购物卡，表示表示。想想一百元也没有什么，就没在意。同桌子的领导拿着我的卡，开玩笑说：“你的卡是几个八，好吉利啊！”我想也没想就说：“那就换个卡吧，我不信这个。”领导连忙把自己的卡收到口袋里，旁边人踢了我一脚：“你怎么可以跟领导换卡？你知道他的卡里是多少钱吗？”我这才如梦初醒。呵呵，碰见我们这样的木瓜脑袋，好多事情是想不到的。
我在深圳发展比较快，得益于有前几十年的积累。没有我在工厂和水生所得的经验和教训。有些事情不可能应付得那样得心应手。
至于问我在深圳还有没有搞人体特异功能的事情。我基本上是不作声了。能看到也不说了。刚来时有人告诉他们我会透视。结果我讲课时，女孩子都躲在后面听，不敢坐到前面。我听说此事后哭笑不得，难道我看人就是刚好看到把衣服脱光？不可思议！所以后来谁叫我看都不干了，看到什么也不说了。不过随着年龄增大，看起来越来越费劲，更多的是感觉，或者直觉了，但事实证明这些直觉都是对的。
好像回忆录快发完了。我也松了一口气。我写回忆录写了六年，当然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了解中国这几十年的真实情况。这本回忆录在国内发表显然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通过审查。所以只可能在国外的网站上发表。能这样让大家看到，我已经很知足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将来还能继续保持联系！并祝大家在疫情期间身体健康！
江育林
2020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