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十分满意之后

两会代表十分满意之后

                                     2004年2月19日

何必

2月18日中午，正在参加北京两会的安丽娟代表愉快地在一份建议答复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略）

该报把这则消息放在了头版，配上了“民政局当场拍板 40万元矿区敬老”的标题和大幅照片，上面民政局人士与安丽娟彼此笑容可掬地握着手，并在有关两会报道的其他版面里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过程叙述。可以看出这是当作正面新闻、而且是两会可以重点宣传的内容来做的。

安丽娟所在的矿山社区老人们可以为此高兴了，毕竟这么块就得到了北京市民政局的肯定性答复。不过看了这样的消息却让人感觉也许并不值得如此兴高采烈。

据报道，安丽娟所在的首钢矿山社区的老人福利服务设施十分落后，她曾经为此多方呼吁奔走。看起来，这种状况的存在并不是一天两天，而是颇有时日了。能在两会上得到如此结果，她应该十分满意了。

但是，如果她不是两会代表，又会是什么情形呢？恐怕还是要继续多方奔走呼吁，还要继续周旋于各个有关部门，在长期的公务程序中消耗时光与精力，而辖区的老人们也还是要继续在那些十分落后的福利服务设施里打发本来就已经很有限的余生，在官府一系列的“研究”、“讨论”、“领导决定”过程中送走一批批的白发人。首钢矿山社区的老人们庆幸自己的社区有这么一位能真正为自己的权益进行呼吁奔走的两会代表在适当的机会适当的场合找到适当的人提出了适当的建议并在适当的等待后得到了适当的答复。但这里所有的适当如果有一个出现差池，老人们改善福利服务设施的希冀就恐怕会灰飞烟灭。

如此，很自然的推论就是，当两会代表还是不错的，至少有机会遇到那许多的“适当”。如果没有这种身份，当然也就没有了那许多权力，也就不会面对面地与有关领导提什么建议，自然也就没有了“十分满意”，则需要继续为了工作范围里的内容而劳神费力。这样一来，对于权力的认可与维护被推到了台前，权力决定论在此有了很温柔而恬静的普及空间。于是，官本位的实质又一次得到了公开的佐证与广泛的颂扬，权力以及对权力的追逐和礼赞给纷繁的生活平添了一抹耐人寻味的色彩。

假设是两会代表，但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当然也就会由于没有主张权利而失去了改善社区福利服务设施的可能。换句话说，作为会议代表是否能呈交适当的建议也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而民政部门管辖范围内的工作却好像要通过两会来界定、明晰与定夺：即使是民政部门份内的工作，也需要多方奔走呼吁才可能得到重视和从事，并且做了份内的工作还要在媒体上刊登照片并配上消息大肆宣扬。

民政部门“主管领导当场拍板”，听起来是多么让人振奋而激动的爱民举措。但是，如果事情本身本来就是可以当场拍板就可以处理的，为什么还要经过下级人员多方奔走呼吁？“星光计划”出台已经有些时间了，而这种福利服务设施落后情况的存在还是很普遍的，那么这种普遍的落后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当场拍板”而得以消除？既然是可以当场拍板，为什么非得要等到召开两会时才做？会议前后是否也可以当场拍板？如果可以，这种行政行为为什么还要附带着那么多人的多方奔走呼吁？如果不行，那么会议期间的当场拍板就太有追求表面化的作秀成分，除了给两会增加些可用作歌功颂德的题材外，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益处。

除了主管领导外，其他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恐怕还是没有这种当场拍板的资格与权限；而北京市浩荡1400万人里，能够面见主管领导的恐怕寥寥。这种局面使人联想到旧中国民众在衙门官员经过道路上跪等求见的情形，如果没有机会见到能够行使职权的大官，甭想有什么当场拍板这种赏心悦目景况的出现。而两会成为官员普遍与社会上特定阶层人们会面的固定场合。既然如此，人们当然有理由要求把会议时期延长些，就像消费者希望“天天都是315”那样，两会会期也贯穿全年。否则，就只能继续多方奔走呼吁了。

还有，当场拍板是不是行政机关决策的常规形态？作为施政机构，公务活动安排总是有章可循的，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当场拍板的。这种当场拍板的界限在哪里？什么事情是可以当场拍板而什么事情不能？这种当场拍板行为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即使这种规定可能也应该得到改革，但毕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破除规矩也需要一定的程序。把当场拍板当作哗众取宠的构件，势必会降低行政行为的严肃性与合法性。

同样，当场拍板当中的这40万元是如何标定的？为什么是40万而不是多些或少些？这40万额度的依据是什么？要知道，不管民政部门决定动用多少钱来实施某种行政决策，这些钱都是纳税人的钱，是公共资源。动用纳税人的钱应该是很谨慎的，应该经过一系列取信于民、尊重民意的过程，而不是当场拍板张口就来的，也并不由于理论与习惯上民众授权给政府相关部门掌管和使用这些公共财产，而使得这些部门具有了为所欲为的权利。就前所述，那些没有参加两会代表的社区的那些福利服务设施并不因为没有与那种“适当”的权利与机会而理所当然不予改善，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有限的公共资源被用在了幸运者处，动用的却是包括没有幸运资格社区在内的全体纳税人的钱，这样就产生了新的不公平，这种初衷与结果当然与政府施政目标背道而驰。

由此看来，改变行政作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