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电视圈里的混混儿

我这个电视圈里的混混儿

                                   2007年2月17日

何必

2006年五颜六色发财梦（股市）、2006年魂牵梦绕住房梦、2006年我们的出行路漫漫（交通）、2006年被“演义”的神话（欧典、福寿螺）、2006年全民娱乐（电影、欢乐谷）……2007年2月17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用了如此盘点来对应即将来临的传统节日。

可这期节目播出前，我并没有参与议稿。原因是什么？是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

原以为，这期节目统统都是有关如何做饭做菜的内容。（事实上，节目里主线也是那个“99元年夜大餐  王娟采购精打细算”，但可能是时长不够，或者不像预想的那般能够填满50分钟，所以必须有其他内容添加进去。）这种内容我根本没什么可以参与的，而且都是事先录制好了的。

因此，我就纠缠当班的副制片人，要求这期节目议稿可以不用我参加，换句话说，我可以逃避上班一天（《城市》节目由于不具备如此的时效性，因此上不上班无毬所谓）。那个副制片人也算是哥们儿一级的人物，开始时还开玩笑似的借口“大家会想你的”来应付，架不住我的如此死缠烂打，也就答应了。

可看到播出的节目，才意识到，感情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里面竟然有着如此多的正儿八经的内容。看着，我觉得自己有点子过意不去——真是应该上班议稿去。

我并不是说，首经离开我就玩不转了，而是，这种内容应该是我的工作目标。

想想，我到这首经也马上就三年了。这也真是我就业过程中时间最长的一个地界儿了。

想当年我参与中国第一个在线为网友们就求职择业进行咨询的互联网平台“老潘信箱”时，经过了媒体的炒作，引起了不少社会关注。也是北京电视台的“国际双行线”，当时的主持人就是现在首经的主持人姚长盛，另外还有那个已经取得了美国国籍的女子（后来去了央视的《对话》，此后又去了新华社电视节目）共同主持，做过一期有关求职择业的节目，我就成为一个主角，与当时联想的人力资源总监、美国什么人力资源公司在华负责人等共同作为嘉宾，在演播室台上说着如此领域的话题，台下还坐着一大堆现场观众。姚长盛拿出一则求职简历，朗朗念及，“干练通达体貌端正，坚毅泰然坦荡真诚，正直幽默睿智进取，热忱豪放洒脱精明，博才刚强名利兼就，金戈铁马帘卷西风，坎坷耐劳应激力强，慎思独索磊落真情”……在场的人都莫名其妙，惟独我很不自在——因为那就是我的求职简历，是我此前到处求职应聘像随手扔垃圾一般只要是招聘会上就去见展位就放简历然后根本不理睬看到简历并想与我当场交谈者的呼喊扬长而去，到别的展位上继续制造污染。那简历的文字就如此喧嚣。

后来，1998年以后，岁数大了，没人要了，再到处参加招聘会成功率明显降低，只好依靠朋友圈子来骗取糊口。凭借着我那数以千计的求职应聘经历，写点子“秘笈”之类的在当时《光明日报》下属《生活时报》、《中国经营报》、《壹周便利》等开设专栏，并给当时的《北京人才市场报》、《精品购物指南》、《北京经济报》、《北京青年报》、《前程周刊》等撰稿。

就那时，中央党校《中国市场经济报》做编辑的高善平邀请我、张洵，以及号称全国十大策划人之一的秦全跃、和什么擅长商务策划的叶茂忠一起，开辟了“企业B超”板块。结果，我还是在那上面惹祸，一篇名为“一切决定于那块黑板”，把海尔及其掌门人张瑞敏狠狠地骂了一顿。结果，海尔不依不饶，非得让该报纸白白赠送了两个整版的广告才算是善罢甘休。

此后（2000年）又跑到《科学时报》当编辑，与现在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老总刘新宇、人民日报小任之流为伍，开始利用所掌握的编版权力假公济私继续骂人的营生。

与北京人才口编辑记者搅和一起时，结识了当时央视《商务电视》主编杨宏，后来被她问及是否愿意到央视做文稿统筹和节目策划。我原来根本不敢想我能够到中央电视台任职，对自己的能力也很是担忧。杨宏却很是随意地告诉我，能力没问题；反正节目组缺文稿统筹的人，共产党的钱不赚白不赚，即使我不那别人也会拿。我就这么着，在2000年进入著名的央视，做起了节目策划和文稿统筹。

在《商务电视》的谢青时代，节目还算是稳定正常。谢青其人也很正派，可这家伙太喜欢拱猪（一种不耍钱的扑克牌游戏），对节目则得过且过，结果因为节目质量，制片人职位不保，换了那个姚长盛的研究生同学、当时在央视二套《中国房产报道》也做文稿统筹、可却与女制片人关系异常好的罗振宇（后来成为《对话》的制片人）。这厮年岁不大，可却攻于心计，一上来就开始大换血，原来节目组的人基本上全部被清洗，并将节目彻底葬送掉，改版作现在的《经济与法》。而改版前夕，我带着两个人承担了所有的日播节目。（凡是稍微懂得一点电视运作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劳动强度；也幸运地因为这个非常节目而结识了温铁军、杨帆、王建、樊纲、汤敏、赵燕菁、陈兴动、周大地、阎学通等人，更是因此对此前一窍不通的宏观经济有了一知半解，被当时的同事准确地称作拿着央视的钱高强度地邀请学者进行免费补习。）可做完了，2003年初，《经济与法》正式开播，我也自然免不了被扫地出门的命运。

然后就是非典，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溜达，写下了有关自行车歧视的文字。2006年被我的哥们儿李峙冰当制片人的《城市》几乎完整地应用的了节目当中，并创下了这个日播节目开播一年当中最高的收视率。

非典期间只能待着，坐吃山空，当然不是个办法。已经到了《中国经营报》的高善平找到了她在党校报纸时的同事、当时到《中国经济时报》的陈东（此君后来到了《南方人物周刊》，现在好像是在《现代广告》，都采用过我的稿子，反正也都能看到我每天如此的垃圾邮件，一并致谢），让我可以写些个评论，继续在《科学时报》的路数。于是，我又重操旧业，断断续续地写将起来。

然后就到了《央视论坛》。2003年底，该节目制片人孙杰（这孙子曾经作为《焦点访谈》制片人，被央视新闻评论部当作是“智多星”。按理说，央视新闻评论的吹鼓手应该是政策能力非同小可的吧，可丫挺的却认为央视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是很好的举动，就连整人于死地的罗振宇都称央视为“全国最大的非法用工单位”，所以《论坛》的完蛋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架不住现形体制里，人家现在不还是央视新闻频道《360度》的一把手？）邀请了当时在中国做评论比较出名的人，有《南方周末》的鄢烈山、《大河报》的盛大林、（这二位直到现在也能够每天容忍我的如此垃圾邮件的骚扰，特此致谢并致歉）《长江日报》的刘洪波、《中国青年报》的童大涣、搜狐的赵牧，（《北京青年报》的潘洪其因故未能到来），由节目组出路费，一起汇聚节目组，与我和节目组其他人共同讨论为节目撰写评论事宜，商定由那些评论家们固定为节目撰写评论。我建议可以让这些人出镜，可制片人认为，凡是写评论者，长相都是歪瓜裂枣的，很是对不起观众；当时最喜欢出镜的是社科院的陆建华（这厮现在被冠以间谍罪名判刑20年），这样挺好。结果，就是孙杰那厮的怠惰，导致《论坛》改版迟迟未果；此间他让我作为备份，生怕如果评论家们的稿子没有到位而导致节目空播，节目组自己也得有评论作为垫底。（而且那厮至今还拖欠着俺老潘的工资，我都获取了丫挺的签字的有关报酬状况的说明，只不过我实在怵于讼累而懒得告央视。）

于是，从2003年底，我由断断续续写直至每天一篇，就这么坚持了下来。

2004年初全国两会，节目组例行介入。我看到事先的政府工作报告，孙杰再三嘱咐不可外传，否则可能惹祸上身。新华社就有记者在两个政府工作报告发布之前就将内容给了外国记者，结果被判刑15年。那玩意儿就是，如果发布前传播被判刑，发布后传播只能当作垃圾。

（以上内容都可以见诸《我给中央电视台打工》各篇。）

不给钱还让我干活，很是憋屈。李峙冰也与孙杰打过交道，深知孙的愚蠢和霸道，正好北京电视台首经改版，李峙冰与首经制片人沈军也是哥们儿，介绍我与沈军见面。结果呢？一拍即合。沈军告诉我，以前节目组也找过不少策划，大腕儿级别的人不少，在全中国也属于响当当的人物，可都由于不懂电视操作而中辍。

我原本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介入了节目。可不成想，一干就是至今将近三年。

而且，我是节目组里出勤率最佳的。该节目曾经连节假日都没有，黄金周也只能休息周末，其他时间都要照常播出。只要是非周末时间，我就注定出现在办公室。连沈军都开玩笑地当众奚落我：“这家伙老是上班！”

本来嘛，社会最底层分子，老愤青一个，闲着也是闲着，在办公室还有人说话不是。

我曾经写过为什么我总是拿首经的节目说事的文字。其中直言不讳地提及，沈军是我到现在接触过的中国电视圈里人品最好的一个。李峙冰、以及与我同为《城市》贺俊都认为，按照我几乎逢人就骂的恶劣秉性，能够三年对一个人有正面评价，实属非常之难得，也看出那个人的确很是正面。

当然，这也并不妨碍我在首经从来都处于边缘化的境地，无论是评奖弄个先进或者给干部些个节目组的福利之类的还是什么，从来都没有我的份儿。

可如此一档节目，改版后我就参与，到现在我的痕迹很明显。遇到陌生人说起我的行当，只要在北京的都会认为，这个节目还算是能够说人话的。

听到这些，我还是有些欣慰。

所以，只要是非娱乐性的内容，我都应该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