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观时事

潘晓来信的作者之一。老么咔嚓眼的。不迎合不争论,不自以为是否定其他,不以为掌握真理,只是口无遮拦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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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衙门要求对流动人口中党员登记啦

(2023-01-27 01:11:55) 下一个

俩衙门要求对流动人口中党员登记啦

                          2008年1月5日

何必

在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共同做好流动党员信息采集和管理服务……(略。)

哈哈。

很有趣吧。

这俩难兄难弟,现在又出了这么个馊招,对流动人口的政治面貌进行登记,这也算是自主创新的混账手法了吧。

这种路数对应的是什么呢?现如今,恐怕凡是有电子邮件者,都能够时不常收到来自被咱们父母官们称之为邪教的组织发来的防不胜防的邮件,其中号召中共党员退党,还给出了什么使用真名字、假名字、电子邮件方式、点击热键方式等等五花八门的退党手法,并且言之凿凿地声称,到现在已经有3000万中共党员退党了。这个数字本身,就与昨天我提及南京大屠杀的30万人的数字被国际上质疑异曲同工,都有着中国人的模糊凑合特色,不多不少,正好那么多,让人觉得满腹狐疑。尽管如此,当局还是惊恐万状,对于这种趋势坐立不安,要加强执政党的组织建设,在流动人口当中也要渗透进去党的成分,以发挥稳定的作用。

这种政治行为选择,折射出当局在人们热切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抱残守缺冥顽不灵,以僵化到了极致的思维方式,应对瞬息万变的现实,既不能脚踏实地地向公平正义的方向迈进,又不能进行货真价实的市场化,将社会转型固化为一种社会常态,成为不伦不类的阴阳人,进退维谷骑虎难下。

李延明给我发来的材料,对于解读这种情势倒数有着启示性作用的功效。

liymbj9206

2007年12月3日 15:51

转发

中国宪政改革研究报告.doc

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

——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主报告)

(何必注,略。)

引用完毕。

应该说,这个报告在提法上并没有比自由派走得更远,在结论上也不出所料。不过,其中一些视角倒还是挺有意思。

想当初,在大学时,整个班里就我一个人是白板,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屡屡找我,动员我写入团申请书,我就是不写;人家说给我写了,只让我签个名就行,我说不会写字,更不会写我自己的名字。后来,终于敌我矛盾了一把。

到现在看来,咱命中注定与共产党绝缘。

也是想当初,王润生(列为当中谁知道他的联系方式,麻烦告诉我一声,前不久他回国,我不知道,后来碰上石小敏,问起王润生的联系方式,他说不知道。)帮助我时,我曾经问王润生为什么要入党,他对我说,入党是为了如果有麻烦,先是党内处理,等于多了层护身符。可这样,还是没有拦得住他在六四后逃之夭夭。

我曾经收到过江西省汪兆钧给我发来的他致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由于此公开信篇幅很长,而且早就传播得无处不在,因此我也就没有在我的文字当中加以引用。不过,还是要感谢汪兆钧先生对我的信任。这封公开信,据说引起了高层的认同。特别是,在军报高调反对军队国家化的背后,现如今9个常委当中没有一个军人的现实,也让军队感觉到了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邓小平的不争论,使得改革开放自身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被权力强制性压制,而得不到及时的对待,将击鼓传花游戏肇始起来,并且作为执政党的传统,一路走到现在,当权威递减的情况下,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或者几个人可以压制住民间对于改革开放乃至执政党合理性合法性的质疑,经历了以钱为纲的强取豪夺之后,中国国民痛切感受到,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教,更是贪官污吏掩耳盗铃的理论支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连公民的资格都没有,(不信,就看看自己的身份证,一面是口口声声的公民,一面则改变成了“居民”。)权力对权利的侵害比比皆是,政治将社会逼到了无路可逃的地步,以至于出现所谓国家社会化的悲惨景况,公权力渗透到私权利的几乎所有领域,意识形态的任意扩大化,以及对温家宝所谓公民四权为所欲为的剥夺、蹂躏、践踏和蔑视,成就了目前中国社会日益畸形化的走势。

上述报告当中所涉及到的9个改革,看上去挺美。但实际上,最高层经过利弊权衡之后,采取了沿袭邓小平发明的击鼓传花的把戏的路数,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将矛盾与祸害尽量压抑下去,留给接班人去应对。

人们看到,经济体制改革当中,能够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诸如国有企业改革、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公共品形成以及供需体制改革等等,都不单纯是经济体制范畴里面的事,而牵涉到政治体制。

改革开放肇始于安徽小岗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是被官方认可的改革。事实上,中国的改革,一向由委府推动。而政治体制改革,恰恰要由改革者对自己的既得利益进行剥夺,这就进入了所谓改革的悖论,改革者成为被改革者,在毫无权力制衡的制度背景下,权力的自我剥夺就成为贻笑大方的事情,也就告诫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到了不可能的死路一条。

透视全部改革的可能性,还是回到了老郎(咸平)的那个结论,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只不过是在需求方面高度市场化,而在供给方面,却呈现出高度并且愈演愈烈的垄断。这点,在那个两个极端(土地与信贷)和长流程管理(几百个部门公章对应着几百个设寻租场所)全部为官方把持的房地产领域如是,在其他领域也莫不如此。看看李荣融张牙舞爪对国有企业的姿态,就可以看出,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回归,既从邓小平开始向后的倒退。

但比以往还不如的是,经历了以钱为纲的历练后,政治权力及其拥有者已经不会主动自觉回到至少在口号上的为人民服务层面,而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打左灯向右转的万变不离其宗,在高调赞颂总路线之际,意识形态方面的极左与社会政策方面的极右,既不可思议又不容置喙地生死攸关并驾齐驱着,成就着中国整体上的分裂人格。

而在共产党内部,权力对于权利的褫夺,就更加血肉横飞触目惊心。如果说,类似全国人大只不过是个橡皮图章的话,那么,共产党最高权力机构的双重性、以及权力的程序上的正当性,比其全国人大来要差得不是一星半点,也就是说,共产党权力自身在程序正义方面连个橡皮图章都不如。党员只具有义务和责任而没有权利的状况由来已久,而且越来越严重。这种陈旧得俗不可耐的权力机制,使得党内民主也成为海市蜃楼。

这不,实在不行了,才想起流动人口当中的党员。

好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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