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所里有蛤蟆屎尿背后的风险社会

住所里有蛤蟆屎尿背后的风险社会

                            2006年8月6日

何必

于先生刚入住了半年。谁成想前两天一场大雨过后，他家的地下室和车库就成了池塘……（略。）

这是该栏目现在的周末版，从打通（每周7天）了的新闻资讯当中切分出来两天的板块，一天做房地产，一天做汽车。我从来都对这种切分法不以为然，从中国所有电视节目中，这种节目的定位与前程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其开始也就意味着结束。

当然，自从我掺合到该栏目到现在的两年半时间里，从来都是周末不到岗，因此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于周末节目现在的走势也不能总是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而且，到了周末，我也的确是撒开了，夜以继日可以为所欲为，搂着二锅头没完没了，经常是聚集起一帮子亲朋好友胡吃海塞，屡屡错过了节目播出时间，根本看不到播出的节目，只是能够收到节目组发给我的节目文稿。多年从事电视工作，已经形成了看文稿脑海里就能够浮现出画面的习惯。

而这个文稿中对于物业管理公司采访内容的欠缺，恰恰暴露出节目制作人员的疏忽。

算了，对节目制作的评价也就如此吧。多了招人烦。闹不好，我这口无遮拦的风格总是在有意无意当中得罪人。

这样的披露，也算是该节目从简单的讲求服务性（其实，我一向认为，现在媒体普遍存在庸俗化倾向，将所谓服务性当作是无微不至的信息发布，却将批评性报道剥离开服务性，这很莫名其妙；同样的还有建设性，似乎在每个批评之后都要给出应该如何改善的建议，最典型的莫过于每个人都应该为死皮赖脸的中国足球出谋划策充任主教练）、甚至为每个要求为自己所住的房子进行价格评估这种违背市场经济规则的路数，转而开始进行批评性报道了。在我看来，这种报道的服务性更加切实而有效，至少逃脱了一事一议的死板到了人嫌狗不待见的陷阱。

这种事情，大概真是够触目惊心的了。虽然现在尚不能认为如此局面具有普遍性，但却开启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而忧心忡忡的兆头。

英国科学家哈丁用“公地悲剧”描述了理性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行为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其实，“公地悲剧”在经济学里经常用，说的是在一个牧场里，牧场是公有的，而畜群是个人的，于是每个牧民都想多赚钱，无节制地增加牛羊数量，结果牧场因为过度放牧而成了不毛之地。这种悲剧不仅仅发生在自然环境，美国布兰迪斯大学教授杰弗森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指出，城市脏、乱、差，公共设施破坏等同样属于“公地悲剧”。

但明显地，个人住宅并不属于公地，而属于私有化色彩极为浓重的区域。可我们看到的是，如今，私有住宅也在呈现出公地悲剧的趋势。在自家的住宅当中，积水引来了蛤蟆，睡梦中耳畔会响起嘹亮清脆令人不胜其烦的蛙鸣；满屋子臭烘烘的混水和气味，让我们彻底领略到高速经济发展带给国民与时俱进的成果，连安身立命之所这块人赖以躲避各种嘈杂纷繁的社会矛盾和雷区的自己的家也出现着公地悲剧，人们还能往哪里躲呢？

可以想象，伴随着公共场所垃圾化贫困化边缘化的进程，个人居住领地也在大势所趋地发生着如此的进程，大概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公私混淆。

同样可以想象，节目中报道的那些倒霉的业主如果想要维权，在中国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将会是一个漫长琐细千辛万苦的历程。其间，对于企业霸权的呵护、对于私有财产的蔑视、对于举证责任荒唐的规定等等，都会将业主置于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

似乎没必要再喋喋不休什么中国根本就没有过公法、所有公法不过是党派意志体现的内部私法、所谓的公共利益乃是个“专家”“学者”对西人说辞顶礼膜拜后东施效颦炮制出来的自欺欺人的虚幻指称而在现实生活里根本无法界定公共利益的存在、

我在挪威结识的朋友、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徐月宾博士在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师范大学联合课题组联合撰写的《构建和谐社会与民政工作改革发展问题研究报告》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改变政府介入市场过多的“越位”和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但事实上，政府的“越位”也存在于公共服务的提供中。这就是，政府经常按照自己认为或假设的群众需要而策划和实施公共政策，导致我们的社会管理变成了一个不断修补政策的过程。事实上，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经常不一定是群众固有的或自己造成的，而是由于我们的政策没有针对群众的需要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在自己的住所里满处跑蛤蟆、屎尿横流，也算是这种意想不到的后果之一呢？

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科研处处长徐中振认为，下一波的中国改革路径将由计划社会走向公民社会，改革方式将由政策调整型转向制度安排型。这就是，“用市场经济去管理个人领域，用法律去管理公共事务，用社团组织的方式去管理社会”。

如此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预测，基本前提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可持续的。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成熟”在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情势，西方化的路径依赖遭遇到中国特色时出现了严重的排异反应，无论是市场化、法制化还是宪政民主，都遇到了史无前例的不适应甚至集体性的抗拒。所以，靠市场管理个人领域，靠法律管理公共事务，靠社团组织管理社会，这种看似辽阔而恢弘的制度设计，也难免碰到类似蛤蟆们乐不可支的带有羞辱性的鸣叫。

我至少认同孙立平之所谓，“中国的民主还不如以色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至少人家可以上街游行，咱们这儿是不允许的”。

余斌、卢周来、欧阳亮共同策划并实施的“社会不公已成众矢之的”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者在回答社会公平状况在未来3~5年内变化趋势的看法时，认为社会公平状况将越来越恶化的比例最高，占到总数的36%；认为更严重但恶化速度将放缓的也占到12%；而认为社会公平恶化的现状不会发生明显变化的占19%。三项相加，高达67%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公平状况会继续恶化。另一方面，认为整体性不公平现象会得到明显遏制的占 10%。认为一些领域的不公平现象初步改善的占20%，两项相加，只有30%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会越来越公平，远低于前者的67%。这表明，要将中国社会建设成一个公平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这大概也是中国社会趋向于整体悲观主义的例证。而在如此情状里，所谓的市场、法律、社团管理，也不足以给现实困境以实质性改善。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界定“风险社会”两个最基本特征，即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的不确定性逻辑，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

按照贝克的定义，中国现在就处于货真价实彻头彻尾的“风险社会”当中。张五常所谓转型社会中转型本身的完成与伴随这个过程的风险爆发二者之间的竞赛，在中国体现得也算是淋漓尽致了。

实在看不出来，在转型本身被利益集团以绑架国家权力为手段而固化之际，转型将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成为在传统的二元社会工农剪刀差、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巨大的不对称之外，新的二元化当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怪异结合、使得利益集团利用这种转型中特有的双轨制从中渔利中饱私囊，放逐几乎全体国民身家性命的趋势，会能从什么渠道加以扭转和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