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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元春(之二)封妃、省亲

(2023-06-12 03:57:33) 下一个

元春(之二)封妃、省亲

元春作为辽东局势和辽东人物的影射,封妃省亲代表了,大明在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面积收复国土,以及军事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胜:“宁远大捷”。所以在省亲这一回中,元春身上有袁崇焕的影子,但是更多的是指向孙承宗

从天启二年到天启五年,孙承宗经略辽东。数年间,趁着后金迁都无暇南下,陆陆续续在辽西走廊修建了较为完整“关宁锦防线”。并且积极发展火器,重用专家孙元化,革新“热兵器”,组建新式火器部队,对后金进行“降维打击”。在孙承宗努力下,明军前后修复9座大城,45座堡垒,招练兵马11万,建立12个车营、5个水营、2个火器营,8个前锋后劲营。制造甲胄、军用器械、弓矢、炮石等打仗用的装备有300万,开疆扩土400里,屯田5000顷,年收入15万。如此,辽东局势焕然一新。

但是,另一方面,孙承宗花的钱实在太多了,又看不到明显的战功,朝中那些受东林党排挤的人,以及一些政治相对中立的官员,便开始上疏。1625年,孙承宗被魏忠贤党羽弹劾,无奈之下辞职回家。十月,明廷派阉党高第取代孙承宗。高第刚一上任就要把锦州、右屯等地的防御器械撤除,把守军全部赶进关里。袁崇焕坚决反对,高第只好让他率领一小部分明军留守宁远城。努尔哈赤乘辽东明军易帅和匆忙撤军之机,亲统八旗军约六万人(号称十三万)于1626年(明天启六年)正月直逼宁远。袁崇焕依靠坚城火炮重创金军,据说努尔哈赤也是在这次战役中被炮击伤,同年八月去世。对于明朝来说此战意义非凡。

宁远大捷是袁崇焕的第一次功绩。不过能够大败金军,主要还是靠孙承宗之前三年的苦心经营;提拔孙元化引进西方火器并监督训练;提拔祖大寿主持修建城墙。因此,无论袁崇焕再怎么样决胜千里之外,主要的功劳还是运筹帷幄的孙承宗。

元春封妃,除了封为“贤德妃”,同时也加封“凤藻宫尚书”。无论明清,后宫女史都没有这个官职。很有可能作者是借这个虚构的官职,影射孙承宗和袁崇焕当时都官至兵部尚书之职。

第十六回中,贾琏的乳母赵嬷嬷来找凤姐给两个儿子讨差事。听说已经准了元妃省亲,赵嬷嬷道:“这样说,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此处脂批“文忠公之嬷。

这个批语的意思是,赵嬷嬷的口气好像是元春的嬷嬷,也就是说此处批者称元春为“文忠公”。而“文忠”恰恰是孙承宗的谥号。【弘光元年(1644年),孙承宗获南明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第十八回中,写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即是影射孙承宗两代帝师的身份(泰昌、天启)。如果仅是影射袁崇焕,元妃不可能有这样的设定。

 

为迎接元妃省亲,贾府修建了大观园。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此重大的事情,却少见王熙凤的身影,倒是对贾琏多了许多的笔墨。(87版红楼梦似乎也注意到这一点,特意给凤姐加了很多书中没有的戏码。)

第十六回中凤姐帮着给赵嬷嬷的两个儿子安排了差事后,一直到第十八回才写到王夫人那边热闹非常,日日忙乱,王熙凤只出现在“工程上等着糊东西的纱绫,请凤姐去开楼拣纱绫;又有人来回,请凤姐开库,收金银器皿。这一处简单的描写。在此之前,贾政游大观园的时候问到东西是否都齐全了,贾珍给了个含糊的答案,“贾政听了,便知此事不是贾珍的首尾,便令人去唤贾琏。一时贾琏赶来。贾政问他共有几种,现今得了几种,尚欠几种。贾琏见问,忙向靴桶内取靴掖内装的一个纸折略节来,看了一看,回道:“妆、蟒、绣、堆,刻丝、弹墨,并各色绸绫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帘子二百挂,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毡帘二百挂,金丝藤红漆竹帘二百挂,墨漆竹帘二百挂,五彩线络盘花帘二百挂,每样得了一半,也不过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围、床裙、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

这里细致写贾琏应对贾政,应该是暗喻:宁远大捷主要是东林党的功绩,阉党正面参与不多。【注:贾琏的形象是影射东林党中比较正派的一部分人,代表人物杨涟为“东林六君子”之一。本回中贾琏的形象,应指在修建和护卫宁锦防线中,那几个护国务实的 “非阉党”人物。】贾琏这个多少架多少挂的账单,是暗指东林党人购置澳门火炮。在宁远大捷中,发挥威力的正是按孙元化的办法布置的十一门大炮,其中威力最强的,就是李之藻派张焘从澳门第一次购买的四门大炮之一。天启六年,此炮还因功被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实际上,天启三年李之藻上“以夷攻夷”之策,令张焘第二次从澳门购买了25门大炮,并招募了葡萄牙士兵随行。(但由于李之藻随后在斗争中被免职,朝廷找了个借口,又把这些西洋炮师送回澳门去了。)严格来说孙元化、李之藻并非典型东林党人,只不过在立场上更倾向于东林。(孙、李二人是天主教徒,李之藻更是与徐光启、杨廷筠并称为天主教中国三柱石。)

历史上,一向认为阉党因为孙承宗的东林党身份,而对辽东事务掣肘,主要体现在用高第取代孙承宗。不过细想这其中亦有矛盾之处。孙承宗在辽东的策略所需开销庞大,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自辽左发难,竭天下之物力以供一隅,今且五年,于兹约费内帑金钱以千万计,而加派新饷,出之民者,每岁四百八十五万有奇,通五年约费二千馀万。百姓敲骨剔髓,鬻子卖妻,以供诛求,年复一年。”方有度还是东林党一员,但看到辽东这么个花钱法,也知道不是长久之计。(第五十三回借贾珍之口也指出这一点:“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净穷了。”)试想当时如果魏忠贤真要有意掣肘辽东,完全有理由从财政上进行控制,孙承宗经略辽东的四年,正是魏忠贤权力如日中天的时间。孙承宗能够收复失土,重建宁远,应该与阉党在经济上的支持分不开。以至于袁崇焕在宁锦大捷后的天启六年十月,上疏称颂魏忠贤供应军用物资,支持他“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策略以及吊丧议和之举,而且阉党镇守太监、督抚等较少掣肘,能够与他协力守辽。红楼书中,修建大观园迎接元春省亲,贾琏虽然是主事之人,但是作者还是加了凤姐“开楼拣纱绫”和“开库收金银器皿”两处小的细节描写。对应这段历史上,阉党在后方对辽东事务在财政上的支持。

仍旧是第十八回中,提到“贾蔷已从姑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并聘了教习,以及行头等事来了。那时薛姨妈另迁于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将梨香院早已腾挪出来,”此时是在元妃省亲前一年的九月,归省是在次年正月十五。这里写薛姨妈早已从梨香院搬出(即九月前就已经搬出),迁到另一处也是东北角的房舍,是在影射努尔哈赤于1625年春天从辽阳迁都至沈阳,转年(1626年)正月即领兵进攻宁远。我们前文提到,孙承宗之所以能够不受干扰的修建“关宁锦防线”,主要原因也是努尔哈赤在准备迁都,这里用薛姨妈搬家作为回应。薛姨妈搬家与元妃省亲的时间关系(当年的九月之前和转年正月十五),也基本符合老奴迁都与宁远大捷的时间关系(1625年三月和1626年正月十四)。这是从侧面再一次证明省亲的影射含义。

及至正月十五这一天,元春回家的时间也是非常的诡异:

至十四日,俱已停妥。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贾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服大妆。……贾赦等在西街门外,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街头巷口,俱系围幕挡严。正等的不耐烦,忽一太监坐大马而来,贾母忙接入,问其消息。太监道:“早多着呢!未初刻用过晚膳,未正二刻还到宝灵宫拜佛,酉初刻进太明宫领宴看灯方请旨,只怕戌初才起身呢。

如果把这段话里的时间,换算成现在的时间,贾母等人凌晨三点的时候就已经在大门外等着元春的銮驾了,等了很久都不见贵妃来,不免有些着急不耐烦,这时候宫里有太监来报元春的日程安排:下午一点十五分元春吃晚饭,两点半到宝灵宫拜佛,五点十五分进太明宫请旨,晚上七点以后才出发朝贾府这边来。也就是说,元春要到晚上七点多才能真正回到娘家贾府,先后游览了大观园,考了姊妹们的诗才,听了几出戏文,又与贾母、王夫人等人叙了许多话,之后就有执事太监启道:“时已丑正三刻,请驾回銮。”,丑正三刻相当于现在的凌晨两点四十五分。

整个省亲过程,完全是在晚上进行。如果说是皇家规矩大,时间必须是有讲究的。那么以故事中贾府的身份,应该知道皇家时间会如何安排,不致于凌晨三点就起来等候。从贾府的反应来看,元妃回来的时间似乎是预料之外的,似乎是临时决定、不受控制。无论是晚上归家还是贾府不知道时间安排,以书中的设定都显得很奇怪。同时,作者似乎是刻意把每一件事情的时刻都写的非常详细,那么这些时间应该是故意被安排成这样,并且有所寓意。

这里猜测可能是用计时的地支对应了年份的干支:

  • 未初用膳,影射己未年二月(1619)的萨尔浒之战。
  • 未正拜佛,影射己未年六月(1619)的开铁之战。
  • 酉初看灯请旨,影射辛酉年三月(1621)的沈辽之战(浑河之战)。
  • 戌初起身,对应壬戌年二月(1622)广宁大败后,孙承宗自请经略辽东。
  • 丑正三刻回銮,对应乙丑年十月(1625)孙承宗因被阉党排挤,请辞还乡。

元春归省的时间点,恰好对应了辽东从萨尔浒之战到宁远大捷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从未时至戌时元妃未归,对应孙承宗进入辽东之前的三年。戌时至丑时元春回到贾府,对应孙承宗经略辽东的三年,收复领土。作者用这样一个小技巧,算是再次应照元妃身份以及省亲的影射含义。

 

在元春游览大观园的这一晚,比较引人注意的是,给两处地方改了名字,一处是把“蓼汀花溆”改为“花溆”;一处是把“红香绿玉”改为“怡红快绿”。

先看“蓼汀花溆”为何会被改为“花溆”。

“蓼汀”源自“暮天新雁起汀洲,红蓼花开水国愁”;“花溆”源自“玉溆花争发,金塘水乱流”。

元妃删掉蓼汀,保留花溆,是因为第一句不合当时形势。“红蓼花开水国愁”意谓明兴清衰,元妃省亲对应宁远新胜,努尔哈赤被大炮轰死。此时后金新主继位,处在政权更替之时。以汉族王朝的经验来看,后金应该是会陷入内政不稳,甚至于有可能就此而衰落。所以这个时候的大明朝廷很乐观,认为就此朱明便是“红蓼花开”,而后金则会“水国愁”。但是真正守辽东的将帅们却知道,形势并没有那么乐观。

而“花溆”中的“玉溆花争发”暗指宁远大捷后明廷内部党争不断;“金塘水乱流”指努尔哈赤虽死,可是后金在北方势力不但不减,甚至在皇太极继位后更加强劲。除了继续侵犯大明,还征服了蒙古和朝鲜。

元春在此处改名的意思,是对明廷的提醒:“虽有宁远大捷,老奴身死,后金貌似衰微,但是大明不该掉以轻心,更不该内部党争不断,消耗人才。因为,实际上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是个更加厉害的角色,后金在北方的势力扩张实为大明隐患。”这个提醒其实跟秦可卿临终托梦对王熙凤的嘱托相一致。

元春改动的第二处,是宝玉后来居住的怡红院。将“红香绿玉”改做“怡红快绿”。这个改动一直也是红学讨论的话题。按照我们前文所分析过的:“红”即朱指大明,“绿”即青指满清,“香玉”都代表政权。那么红香绿玉,则暗指明清对皇权的争夺。而“怡红快绿”从字面的意思就可解释:既喜爱红也喜爱绿,指对两边的政权没有明显的偏好和倾向性。

那么,元春的这个改动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跟改动“蓼汀花溆”的意义类似,是对大明发出的另一个提醒。这里就涉及了明末一直争论不休的议题:“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是否可行。

“辽人”在明代特指生活在辽东都司辖境的土著汉人、军户和流人,“辽人”这个名称对大明朝廷来说很微妙,既指出了这一群体生活的地域“辽”,又把辽人和山海关内普通的“百姓”或“汉人”区分开来,显示出这一群体的不同之处。东北地区辽阔的土地和稀疏的人口赋予了明代辽人豪爽、粗犷的性格特点,多民族杂居的格局让汉人和塞外民族的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心理特点交融在一起,形成了特有的“边民”群体。

到了明末,辽兵的衰落和满洲势力威胁的日益增强,迫使朝廷用“三大征”的模式来处理边疆危机,调集全国之兵汇集辽东,征伐满洲。然而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和集结,需要大量的粮食,辽东的经济不发达,无法供应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明朝的粮食要从江南漕运至京师,再运往辽东,这非常不划算,因此明朝往往选择直接运输体积较小、价值较高的白银,这直接导致了辽东粮价的剧烈上涨。大量的白银涌入经济并不发达的辽东,造成了灾难性的输入通胀。随着辽人对大明朝廷的失望和怨愤越来越高,辽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富户纷纷逃往关内,或渡海逃往山东,穷人宁可死于金人的屠刀,也不愿意配合朝廷的行动,让朝廷里的士大夫发出“辽人皆贼也”的怒骂。经过几番恶政、乱政和兵乱蹂躏之后的辽民,并不能保持对明朝的忠心,除了“生于辽而走于胡”外,民间还流传着“若不罢税,达子就是我投主”的说法。

所以熊廷弼是一直反对以辽人守辽土的策略。熊廷弼指出:“况辽人浸染胡俗,气习相类。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贼遣为奸细,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熊廷弼指出的确实是实情,明清战争的前期,辽军望风而逃、一触即溃,辽民甘为汉奸细作,辽人不肯报效朝廷,无心抗敌的现象确实很多,但这并非是辽人“浸染胡俗”造成的,而是明朝长期以来在辽东的苛税恶政造成的,并非“辽人皆贼也”,而是“朝廷相逼辽人为贼也”。

然而,熊廷弼作为一个内地出身的文官,无法感同身受的体会辽人的处境,尽管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也只能认识到“辽人不能守辽”的表象,欠缺深层次的思考,最终历史的洪流也根本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就把他无情吞没了。

自万历末年,明朝向辽东大量输入白银造成的通胀,沉重的打击了后金的经济,使后金的粮食供应产生了严重困难。此时的努尔哈赤虽然不明白马尔萨斯的《人口原则》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但已经成为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坚定信徒,他开始大肆屠杀投向后金的辽民,先杀“无粮之人”减少消耗,再杀“有粮之人”给核心部族留出余粮,几番残酷的屠杀之后,辽人终于认识到后金并非避难所,又开始投向毛文龙的海岛和关宁明军,辽东局势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民心开始向大明倾斜。

1626年到1627年,明军破天荒的让后金军连续遭遇了两次军事挫折(即此处的元妃省亲所代表的宁远大捷及之后的宁锦大捷),辽东局势稍定,而主张“辽人守辽”的袁崇焕,政治势力也达到了顶峰,然而他只看到辽人组成的辽军恢复了战斗力,却没有认识到辽人能战的根本并不是与朝廷的矛盾化解的结果,而是因为后金屠杀辽人,辽人不得不战的结果,辽人此时并非为大明而战,而是为自己而战。

袁崇焕没有明白这一点,但是皇太极显然明白。他上台后,除了纠正努尔哈赤屠杀辽民的错误政策、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外,还通过丁卯之役征服了朝鲜,使之成为后金的粮食供应基地,大大缓和了后金政权和其治下辽民的矛盾。从而得以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打击和招抚辽东军事集团上。

最终,从大凌河到山海关,从祖大寿到吴三桂,皇太极的耐心得到了回报,在几次摇摆和波折之后,辽土最终成了大清的龙兴之地,辽人成了旗人,辽兵成了清兵。

所以,元春在这里改“红香绿玉”为“怡红快绿”的目的,就是提醒明廷:辽东百姓已经不胜其苦,辽东的人心并没有明显的偏向明朝或者清朝,无论谁掌皇权,辽东的百姓都不会很在乎。他们不希望夹在因为争夺政权而带来的战争之中,只想安居乐业。无论明清,哪一方面的政策对他们更有利,他们就亲近哪一方面。大明如果不想失去辽东,乃至失去整个国家,那么善待辽东百姓,善待守辽将士才是解决方案。可惜的是,历史无法重来。人口上亿的大明,最终被满清以几万的八旗兵征服,辽东人心尽失,就是溃败的开端。

 

除了这两处改名,元春还给“有凤来仪”赐名“潇湘馆”,暗示黛玉虽为帝王身份,却注定是悲剧收场的帝王,当然辽东崩坏是其悲剧的根源之一。给“蘅芷清芬”赐名“蘅芜苑”,暗示辽人也并非是从一开始就希望满清掌权(芬即香气,清芬意谓清朝掌权,芷谐音止),奈何皇太极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北方佳人”(关于蘅芜苑的典故前文分析过),既有能力又会拉拢人心,最终使得辽人大多投靠满清。

至于“浣葛山庄”和“稻香村”的名字,我们留到李纨篇再讨论。

 

最后说一下,宝钗教宝玉把“绿玉”改为“绿蜡”的意义。元春不喜“红香绿玉”的意义我们前面刚刚说过,其实后文中宝玉也表示过自己不喜欢“绿玉”。在妙玉用自己的绿玉斗给宝玉倒茶时,宝玉说不用这个俗器。因为“绿玉”就是指满清抢夺汉人政权。

那么“绿蜡”呢?这要从“蜡”字的繁体来看。蜡的繁体字为“蠟”。左边是个虫,我们前文提过,薛蟠薛蝌的名字都是从“虫”,代表蛮夷。右边是巤,字形很像鼠,本身也有老鼠毛的意思。“绿蜡”两个字翻译过来就是:“满清蛮夷鼠辈”。绿蜡二字从宝姐姐嘴里说出,加上改动的缘由是“红香绿玉”,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第十九回中宝玉讲小耗子精偷“香玉”的故事:小耗子精变作黛玉的模样去偷“香芋”,是隐喻满清靠打着为崇祯报仇的旗号,窃取中原政权。我们在讨论这个故事的时候分析过,宝钗就是那个小老鼠精,因为宝玉的故事刚刚讲完,宝姐姐就进来,并且嘲笑宝玉,在元妃省亲这晚忘了“绿蜡”的典故,亏得自己提醒。这其实就是宝钗用“绿蜡”的“蠟”字,做实了自己就是那个小老鼠精。所以宝钗教宝玉改“绿玉”为“绿蜡”的含义,一直到第十九回中,宝玉讲耗子精偷香玉的故事才解释清楚。即作者在暗讽皇太极和多尔衮,依靠伪装从而窃取汉人政权。

 

另外,元春点的四出戏,参考癸酉本,则很容易看出其伏笔用法。而元春喜欢龄官,是因为龄官的影射原型也靠近辽东,这个我们留至龄官篇再论。

 

看懂元妃省亲的影射意义。我们再翻回头看在修建大观园之前,王熙凤和赵嬷嬷的一段闲谈究竟有何深意。

第十六回中,当听贾琏说元春的归省已经被恩准,贾府准备建大观园了。王熙凤很兴奋,说:“若果如此,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

类比元春归省影射了辽东收复领土宁远大捷,那么“太祖皇帝仿舜巡”应该是指朱元璋朱棣开国。舜帝南巡是主要平乱,兼开拓疆土,最后崩于苍梧之野。【注:康熙南巡是为了巡视江南体察民情,与战争无关,更没有死在外面。能对应上舜巡的是明成祖朱棣,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这里仿舜巡和省亲接驾一样,都喻指战争。

 

然后,赵嬷嬷接道:“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

此处的贾府“预备接驾”(注意不是接驾),应该是影射郑和下西洋,监造海舫和修理海塘,都与出海航海有关。显然,郑和数次下西洋是很烧钱的,就像赵嬷嬷说的“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因为郑和下西洋是以朝贡贸易为主,“政治挂帅”而忽视经济实利,有“厚往薄来”之说。据说,郑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对这些外邦朝贡者的大量赏赐,曾引发了帝国的恐慌,仅此一项耗费银两即达600万两,还不包括对两万官兵的嘉奖。【“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广志绎·卷一》)】由于船队携带铜钱出国,致使铜钱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钱荒”,严重消耗了国库储备,引起大明宝钞的大规模贬值。以上花费还不包括当初造船的支出,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白银,每次出航,船队平均需要船只260多艘,建造和维修费用又是几十万两银子。【注:郑和下西洋究竟是收益大于支出,还是只是为了宣扬国威,至今也还有争议。不过似乎红楼的作者认为下西洋只是虚耗国帑。】

 

赵嬷嬷说完贾府造海舫修海塘,凤姐忙又接着说:“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赵嬷嬷道:“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儿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

凤姐说王家也“预备接驾”过一次(注意这里也是预备接驾而非接驾),然后去聊王府接待朝贡的外国人。并且从后面的描述来看不再强调花钱,而是强调王家就此而富。说明这已经不单单是进贡朝贺,而是有大量的与外国的通商往来,同时在经济上也有实际的收益。那么此处的“预备接驾”,应该是指隆庆开关。隆庆开关使得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全面的开放局面。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不过,从赵嬷嬷引用“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这一句来看,对外贸易带来的财富,并没使国家以及底层百姓得到多少受益,获利最多的恐怕还是皇亲国戚和一些特权阶层。隆庆之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对于海禁政策也再未出现太大变更,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大明帝国灭亡。不过随着巨量的白银流入民间财团,直接引发了市场上的通货膨胀,而中央政府根本无力平抑物价,平和市场,尚未有所准备的大明财政体系被这场全球化浪潮冲击得支离破碎。当崇祯三年明朝宣布取消海税时,大明王朝的财政命脉就此被割断,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中央政府无力对抗势力庞大的江南士绅集团,只能将税收压力压向内陆的农民,由此引发官逼民反的大动荡,为明亡埋下种子。【注:清朝入关后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和台湾的抗清运动,实施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入海。昔日热闹兴旺的对外贸易无影无踪。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伴随着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两件大事的完成,清王朝结束了“迁界禁海”政策,开放江浙闽粤四口通商,有限度地放开了对外贸易。可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又关闭了江、浙、闽三处海关,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广州)一地通商,并且附加许多限制。这期间的对外贸易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与隆庆开关相差甚远。直到清末鸦片战争,国门才再一次被打开。】

 

之后赵嬷嬷又顺势提到江南甄家,说:“独他家接驾四次”,并且是“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凤姐跟着感慨:“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这里要注意,只有甄家是真正的接驾四次。前面贾府和王府都是预备接驾,并非真接驾,所以只是影射下西洋和开关而非战争。而甄家是真的接驾四次,应该是指明朝四个重要的对外战争:朱元璋的开国战争、朱棣的五征蒙古、朱厚熜北方抗虏南面平倭,以及朱翊钧的万历三大征。

前面我们说过,江南甄家以及甄士隐家都是贾府的镜像,影射了明朝特有的“两京制”,即明朝有两个“权力中心”。在明朝不同历史时期,“两京”轮番行使着管理整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即所谓的“假作真时真亦假”。

所以这里提江南甄家接驾四次,指的是从朱元璋算起,明朝所赢得的重大对外战争。

当然,这些战争花费巨糜。尤其是万历三大征,虽然都取得了胜利,但历时时间长,军资耗费过度,给明朝带来了十分严重的财政压力。根据记载,宁夏之役花了两百多万两白银,朝鲜之役花了七百多万两白银,最后的播州之役也花费了差不多两百万两白银。粗略加起来,至少花费了上千万两白银。要知道,万历六年的税收大概是2000万两白银,可是这只是税收总额,真正到国库里面的最多不超过五分之一。到了万历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00年,当时还在播州战役期间。根据记载,就有大臣上报万历,当年的税收到国库的就只有四百万两银子,可是军费开支高达四百五十万两银子。可想而知,到了万历三大征结束的时候,明朝的财政已经糜烂成了什么样子。只是当时的明朝刚经历完大胜,这些问题都没有显现出来。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与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明军因为武备松弛,粮草不足急于求成等原因,而遭到惨败。

这也就是赵嬷嬷口中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

紧跟着赵嬷嬷又强调,这些“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前文所讨论的,明末知识分子对家国不分以及“家天下”的反思和反感。作者认为这些战争中,有许多只是为了满足君主的私利与私欲,与普通百姓无关,甚至带给百姓的更多是贫穷和苦难。这一点我们不再展开讨论,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郡县论》等明末思想家的著作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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