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杨
园中草木春无数只有黄杨厄闰年
现代化是起源于西方的世界性潮流。在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照搬西方模式。然而，在中国和印度这样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西方化往往同其文化传统产生冲突，给这些国家的社会转型增加困扰。因此，如何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便成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知识精英和政治领不懈探索的迫切问题。
一。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学术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表现出极大兴趣。二战后，在区域研究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跨学科的现代化发展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早期的现代化发展理论大都以现代西方国家为标准，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问题，其重大缺陷就是西方中心观念和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它将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传统社会阶段和现代社会阶段，但对传统和现代的解释则非常模糊。它根据西方的形像来定义现代的标准，而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视为阻碍现代化的传统。声称非西方国家若要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原有的传统文化，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通过模仿西方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一些学者甚至断言，现代化即西方化。这种西方中心和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随着十八世纪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形成的。一些西方学者将西欧国家发展的模式加以概括，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无论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还是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均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并对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形态加以否定。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自理性主义思潮兴起以来，也给进步的西方知识分子打上了深沉的文化烙印。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空前强大，更加强化了西方中心观念，也使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在心理上接受了西方的文化霸权。
由于早期现代化理论对非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多持否定态度，因而，其研究侧重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体系在结构与功能方面的变迁和调整，并将此视之为现代化的目的。一些学者就将现代化简单地定义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早期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李威(Marion J。 Levy)和摩尔(Wilbert Moore)就将现代化定义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这种狭隘的结构主义研究面对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往往无法解释及其内在原因，其西方中心为主导的思维定势亦常常导致对非西方国家社会变革多样性的忽略或妄下定论。战后日本的崛起，使早期现代化理论遇到严重挑战。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和修正。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将现代化定义为人类理性地利用个人和集体的有效手段征服世界的过程。后来，愈来愈多的学者则将现代化视为人类社会生活整体转型的历史过程，从个人生活方式到国际关系的所有领域，无不涉及。虽然，现代化理论在六十年代由盛而衰，继之兴起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和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但是，随着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失败和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期遇到的各种危机日益明显，对现代化潮流重新反省，对东方国家的文化和传统进行研究和对生活价值问题的探讨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因而，现代化理论在区域研究领域依然占据显学地位。
后来的现代化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均有很大突破，其研究重点亦由狭隘的结构主义研究扩及到人类社会生活整体转型的历史过程。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亦显而易见。美国历史学家寇汉(Paul A. Cohen)指出，当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推进经济现代化的时候，愈来愈多的工业化国家的人士开始注意应用于工业和战争的现代科技的潜在毁灭性，并对是否应把这种科技能力作为衡量一个文化的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特征表示质疑。印度学者阿西斯.南迪(Ashis Nandy)则从人文主义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批评现代化潮流出现的偏颇，即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摆脱了中世纪宗教的枷锁，而成了科学和理性的奴隶。近代科学技术、工业革命、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发展，无疑是人类的理性选择，标志着人类为了摆脱自然和社会对人的束缚，最终掌握自己的命运，诉诸理性，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加以重新改造，使之有利于人类自身价值的实现。但是,这些理性的产物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异化，反过来摆布人类的命运。在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西方国家，这一问题尤其明显。其实，早在现代化潮流将要席卷全球之时，一些有识之士如梭罗(Thoreau)、罗斯金(Ruskin)、托尔斯泰(Tolstoy)和甘地 (Gandhi)等人，即对现代化产生的异化现象进行过尖锐的批判。然而，在功利主义的趋使下，人们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直到晚近才引起注意。从此意义上讲，现代化不仅仅对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而言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因此，现代化成为东西方学者普遍关心，愈益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
二。对现代化道路的多种选择
随着现代化研究的深入发展，愈来愈多的学者在探讨非西方国家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时摆脱了西方文化霸权的阴影。举例来说，中国和印度的现代化历史就具有许多相同的经历。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且都是在遭受西方文明的冲击后迈入现代化历程的。在回应西方挑战，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和印度表现出许多相同之处。科学技术的落后和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使两国面对西方列强的扩张，无力抵抗，先后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然而，中国和印度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印度社会的种姓、宗教、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使其文化传统具有多元的特点，而以儒家伦理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文化传统则具有强烈的一元化倾向。印度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西方文化对其影响远比始终存在本国政府的中国社会为大。这些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两国的现代化必然带有各自的特色。美国学者白鲁洵(Lucian W.Pye)曾言，不同文化将产生不同风格的现代化，某些文化因素可以促进发展，而某些文化因素则会阻碍发展。比较不同国家的现代化经历，目的不仅仅在于寻求被比较的社会的相同点和相异点，而要在比较中发现哪些文化因素有益于社会发展，而哪些文化因素阻碍社会发展。通过对不同文化系统的比较，易于透过复杂的社会现象更清晰的分析那些影响社会变革的文化因素。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现代化经历，可使我们更清晰地发现自身的问题，从而找出有利自己发展的道路。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是这个道理。
从文化系统的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文化传统的整体变迁和更新的历史过程，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均应对其文化系统进行具体的考察。这里所指的文化是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广义的文化概念。作为一个系统，物质器用可视为文化的外在层次;社会政治制度等可视为文化之中间层次;其核心部分则包括民族心理、意识形态、价值系统、道德规范、宗教情感、民族性格，等等。在文化的整体变迁中，文化系统的外层易于变化;中层最俱权威性，决定着文化变迁的形式;核心则最为复杂，一方面，其保守性保持着该文化的特性，另一方面，其敏感部分，又往往是整个文化系统发生变化的先导。在现代化过程中,处于文化核心地位的价值系统对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在具体考察影响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因素时，应把重点放在文化系统的核心和中间层次上面。这是因为中国人对现代化在物质器用层次上的认识有著基本的共识，譬如发展经济，摆脱贫困， 奔向小康，似乎是除“大款”“大腕”之外绝大多数中国人所向往的。如今人们争论较多的是集中在文化的中间和核心层次方面，例如，在要不要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对人权的概念如何解释，怎样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中国特色，以及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等等问题上，至今争论不休。因此，人们需要对此多作研究。
三。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教训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
中国的现代化是受到西方的冲击后出现的，其进程是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层面逐渐展开和深入的。因此，西方的现代化便成了中国的参照系，许多人甚至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或者，干脆就是美国化。这是因为参照的视角主要集中到人家的物质文明上。中国的现代化曾经采取西方化的形式，但并不成功。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封闭性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并且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 对外来文化具有强烈的排斥性。鸦片战争以后，虽然中国的门户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打开，西方的商人，传教士亦随之来华，沿海地区的通商口岸也出现了西式学校，医院，教堂，报刊，等等，但是，直到辛亥革命时期，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仍很有限。传统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尽管伤痕累累，但其历史惯性仍然阻碍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虽然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看到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强大威力，但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象印度的知识分子那样，欢迎并支持西方殖民者的统治，籍西方殖民统治之力，来推动印度的社会改革。
西方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屡屡发生冲突。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政治中心互为表里，政治中心即民族认同体的核心。面对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挑战，中国的直接反映是保我江山，维我祖制。因而，富国强兵，抵御外侵便成了中国步入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动力，现代化只能在物质文明的层面进行。鉴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的坚船利炮，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国之策。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向现代化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识形态框框束缚下，刚刚诞生的中国现代化工业受到诸多限制。传统的政治制度本来就与现代工业的管理体制充满矛盾，"西用"硬性纳入"中体"，造成现代工业的畸型发展。结果，甲午战争一举粉碎了洋物派实业救国的梦想。 甲午一役使中国的有识之士惊醒，中国要富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而且要在政治上效法西方，对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因而，严复，康有为等人提出政治改革主张。虽然，政治改革是在西方列强逐渐瓜分中国，民族危机压力与日俱增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保守派人物，仍然惧怕政治改革危及其既得利益，利用手中权力镇压了戊戌变法运动。由此可见，在中国，政治层面的现代化远比经济层面的现代化要艰巨得多。由于中国的政治传统，政治中心对社会变革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对现代化作出多种选择。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终于对"体制内"改革失去兴趣而选择了以革命的手段改变政治中心的途径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但是，用革命的方式来推动社会变革是否可取？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传统的“保驾”意识不但使中国对西方的挑战缺乏灵活的反映，民族危亡的急迫感也限制了对政治改革的多种选择。中国人选择以革命的手段改变政治中心的途径来推进现代化方式在当时还算有情可原，那么，革命到后来成为进步的同意词，并且发展成为一种新传统，则不能不找找民族心理方面的原因了。
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表明，现代化在民族心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层面比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实行起来更为艰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西方式共和政体，然而，它却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却按照帝制的轨迹运行。一次大战以后，当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被革命摧毁而新的中央集权尚未建立而出现短暂的集权统治的空隙时爆发了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鉴于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及传统文化对社会的束缚，五四知识分子终于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呼吁科学和民主，甚至提出全盘西化。激进主义从此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大行其道，因而，文化启蒙这种颇费时日的文化运动便很快让位于民族救亡的革命运动。其实，这一现象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及启蒙运动本身的内在矛盾均有直接关系。过多的人关心政治使得政治在社会中占绝对的支配地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知识分子不可能超然地追求多元价值，在国家受到外国列强威胁的条件下，民族主义便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一百多年来，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一种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选择。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多还受着“士”的传统的影响，其本身的价值要在修齐治平中实现，这就使过多的人拥挤到政治领域中来。当他们在自觉地反传统的同时，却在不自觉地受著传统的支配，即用传统的方式来反传统。由此可见，科学，理性，民主等西方价值观念要溶入中国文化决非一朝一夕便能实现。中国政治体制的保守性导致社会变革中产生的内部动荡远远甚于印度等国家，全盘 西化和全面反传统的激进倾向亦表明中国社会内部变革渠道的狭隘以及缺乏对现代化作多种选择的机制。西方化从来未能在中国真正实行，因而，它对中国的先进分子的吸引力就更为强烈。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有吸引力，结果，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反西方的西方意识形态，才初步满足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对现代西方又爱又恨的心理需求，以革命形式 建设现代国家便自然成为现代化的主要课题。
四。传统文化对价值选择的影响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标准，不同文化传统将产生不同风格的现代化，因而，现代化的方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中国和印度，都是在回应西方挑战时开始现代化的，但模式就截然不同。现代化作为文化变迁的历史过程，无法也不能割断传统。传统文化是不能选择的，但是，传统的更新和再造则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现象，尽管其本身仍然受到传统的制约。
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之所以接受马列主义，除了当时的历史原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集权主义的政治结构，精英主义的政治文化，集体主义的道德规范，等等。正是由于这些相通之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对马列主义不甚精通，但却感到无比亲切。毛泽东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成功地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在当时是很合乎逻辑的历史选择。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列宁主义革命政党的组织形式与中国传统的集权主义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在本质上是吻合的。在外族侵略危及国家生存传统文化基础发生动摇的历史条件下，加之缺少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整合社会力量的机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选择。然而，过分相信现代国家的力量，为政治集权主义开辟了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危亡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救亡已不再是全民族的最高价值。但是，毛泽东利用了五四以来形成的新的激进主义政治传统，继续加强国家权力，把集权统治推向极端。现代民族国家在西方的出现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民族国家无疑是理性化的产物。然而，过分相信国家的力量，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个人自由，必然为政治集权主义开辟道路。当国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时候，个人便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充当国家的奴隶。这时国家就异化了。文革时许多中共的老干部遭政治迫害而无能力保护自己，已然昭示这种异化的严重后果。正是由于人们理性地将个人自由无条件转让给国家，毫不怀疑自己的领袖英明伟大，文革的灾难才有可能发生。这里的一个教训是，理性的手段不见得一定能达到理性的目的。
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史上看到一条主线，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把富国强兵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这种价值上的选择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中国为什么民族主义长久不衰，自由主义未能发展，这是中国社会缺少多元文化所造成的。文化传统对于整个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譬如《河殇》，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尖锐地批判，鼓吹西方化，呼吁第二次启蒙，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民族的振兴，似乎只有民族主义才能增强其道德感召力。因此，它的话语仍然是民族主义的，这就很容易为当权者所利用，同它所倡导的启蒙主旨也是互相矛盾的。《河殇》的作者表面上在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以讽谏的方式要求中共当局进行政治改革。其所表露的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同士的传统一脉相承。虽然《河殇》激进地主张西方化和反传统，但它仍然是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将传统与现代视为二元对立。从五四到《河殇》，全盘西化成为一股思潮。这种思潮的本身恰恰是一元化思维的产物。现代化不应仅仅有一种模式，既使参照西方模式营造现代化，也应当有所取舍。不然的话，会得出荒谬的结果。五十年代，中国模仿苏联，以失败告终。因此，中国不仅需要进行经济改革，而且需要对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系统进行改革。
五。中国的现代化面临新的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开始引进现代化理论，并以现代化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官方提出的现代化目标实际上是物质层面现代化。在一个急欲摆脱贫困状况的社会里，染有急功近利的文化基因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迫切寻求现代化道路时，容易只看到西方工业化国家表面的发达富裕，而忽视其已经存在或潜在的社会危机，因而，早期现代化理论就自然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从"河殇"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到新权威主义的理性化专制论，都在异曲同工地表达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尽快实现经济现代化。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中，现代化似乎就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早期现代化理论在中国得到复活，并有中兴之势。这种现象值得令人深思。不知是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们对初级阶段的现代化理论情有独衷?虽然，中国的现代化起步较晚，且步履缓慢，但是，我们在摆脱了国家存亡的危机之后，更有条件有选择性地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而不应当急功近利地照搬西方国家的现成模式。譬如，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重走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化的老路，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可以更多地考虑环境，人口，社会保险，健康，教育等等问题，以避免西方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至今仍旧倍受困扰的问题。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需要我们做出价值选择。 当然，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优先解决其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从经济领域推动现代化也是当务之急，而经济的发展也势必会影响促进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变革。但是，中国的问题并非会由于经济发展而迎刃而解。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当前的社会现实仍然是政治体制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因而，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就不能等闲视。十九世纪中国洋务运动的教训，我们应该不会忘记。七十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政治领域开始的，即邓小平从根本上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把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重点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二十年来，中国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阻碍。中共在大陆四十多年的集权统治，曾经把社会的一切活动空间摧毁殆尽，出现了政治统帅一切的局面。发展经济与否，必须服从政治需要。虽然，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这种政治统帅一切的局面有所改变，但是，赖以产生这一局面的社会机制并没得到根本改变。同其他亚洲经济发展迅速的四小龙相比，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更多地受到政治的影响。因而，在政治领域推动现代化就显得更为必要，唯其如此，才能保障经济现代化的尽快实现。由于各个国家均有不同的历史和现状，现代化不可能采取同一模式。既便是亚洲四小龙，与中国大陆的现状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照搬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模式同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在本质上并无区别。熟悉中国历史的史华慈教授在论及现代化理论时强调，除了传统和现代这一对概念外，现代化理论必须引入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即具体的历史条件。根据中国的国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领域的现代化更为重要。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制度未进行相应的变革。
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政治民主化是一个在政治领域推进现代化的变革过程。离开了政治民主化来谈现代化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由于中国没有民主传统，目前的中国不具备实行民主制的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就可以避开政治民主化来优先发展经济，那么，且不说这种经济现代化是否能满足中国人对现代生活价值的追求，单就其能否不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就颇令人怀疑。许多人在谈到民主化时混淆了民主化与实行民主制度的界限，因而把政治民主化同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等同起来。正是由于这种概念的模糊，使某些人轻易得出中国目前需要理性化专制而非民主化的似是而非的结论。首先，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并不见得就实现了民主。例如，民主国家印度，尽管实行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种姓压迫并未根除。美国在建国之初既已确立民主制度，但是，美国妇女直到本世纪初才获得选举权。既使建立了民主制度，民主化的任务也没终结。另外，民主化也并非一定表现在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实行。历史上，人类创造了多种政治制度，民主制度相对而言，比其他政治制度更能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因而，许多国家以西方的民主制度为样板，把民主化的目标设定在建立民主制度上。其实，民主制度是在尊重公民分享政治权利的基础上实施的一种法律制度，建立民主制度只是政治制度演变的一种形式，而民主化的目标应是达到使个人追求生活价值的自由得到充分合理的政治保障的一种状态。民主化是一个发展的历史过程，各个国家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推进政治民主化。中国目前缺少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但是，健全法制，尊重人权，保障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应该是现实可行的。而这些正是民主化的重要内容。至于国家高层领导的全民选举，可以等待 条件成熟再来实行。如果以中国缺少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为理由而否定民主化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至少是不符合实际的。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只能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有量变的积累才能有质变的飞跃。
由于中国有着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的历史传统，加上共产党文化已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民主运动往往以向专制制度直接挑战的形式出现，且带有共产党文化的烙印。推进民主化并非一定要在政治中心进行，相反，文化层面的民主化在中国显得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人们在对民主的认知上仍未摆脱传统文化和共产党文化的思维方式。民主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当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有权主宰自己的命运，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而不再依附于理性的统治者的时候，才能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为民作主"改造成现代的民主意识，才能破除对新权威主义的幻想，树立独立的自我意识。中国的专制主义统治之所以能够维持至今，不得不承认是由于被统治者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在心理上承认并接受了专制统治。在专制统治"深入人心"的中国大陆，推进民主化不是寻求理性化的统治者，而应是如何将民主理念注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使民主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如果将民主当作一个理想的目标，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可以诉诸一切手段，如仰赖理性化专制，那么，这一目标便会遥遥无期。急功近利只能导致目的和手段的分离，主观上愈希望获得民主，客观上愈不民主。
社会生活某一领域的现代化必然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社会体系在某些结构与功能方面的变迁与调整，会影响到人们生活价值的实现，但是，这并不表明政治领域的现代化--民主化就会随着经济发展作为附带产物而必然出现。没有政治领域的现代化，很难说整个社会实现了现代化。譬如，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工业化程度发展很高。但是，这种在高度中央集权统治下获得的"现代化"并未出现所谓的附带产物--民主化。第三帝国式的现代化并非当今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战后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并使德国摆脱了经济困境，但是，它并不能满足德国人民对其他生活价值的追求。相反，当希特勒把德国推向战争的深渊，有识之士亦无可奈何。从这个意义上讲，实施民主制度的目的，无非是使人们对生活价值的追求有一种制度上的保障。
在目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以突变的形式改变政权的性质必然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且新政权能否实行民主更令人怀疑。那么，在政治中心推行民主化是否就毫无希望了呢?事实并非如此。有些人以为，目前中国不具备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贫穷落后的中国当务之急是实现经济现代化，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可以保障国家迅速走向现代化，避免社会动荡，民主制度只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附带产物。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中，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和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不可能成功的。最近人大所作的政府机构改革，很明显是为适应市场经济而实行的政治改革的一部分。中国二十年来改革的实践证明，政治改革的滞后是造成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为了避免社会动荡，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应主动实施政治改革，推进中国的民主化。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革运动。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总之，我们在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时候，不仅应当大胆假设，而且要小心求证，尽量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努力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