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只为赚钱忙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为赚钱忙两耳不闻窗外事

 

 

走资派中国特色青年学生们《一心只为赚钱忙，两耳不闻窗外事》。

大学里尤其是著名大学里培养的都是《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中国特色青年学生们知否《五四》为何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五四运动》具有里程碑意义和分水岭意义。

《五四纪念》从《五四运动》刚满一周年时己开始：

1919年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精神》一文中认为，五四精神应该包括《牺牲精神》、《社会裁判精神》和《民族自决精神》。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中国公学发表演讲，指出五四运动所特有的精神，就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并呼吁青年学生们《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

李大钊在1921年将《五月四日》称为《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认为五四精神由《爱国》《直接行动》《人类自由》等要素组成。

1940年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为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在全民族共御外侮的社会环境中，五四话语的关键词是《爱国》，这恰是《五四精神》最为突出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第一个《五四青年节》题词：“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随后，《爱国、团结、劳动》成为对五四精神的合理延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对《爱国》的表达就是要《立足本职岗位》，《又红又专》，《艰苦奋斗》。

早在1920年5月4日，《民国日报》(上海)就刊出邵力子的随感录《五四纪念日的感想》。文章表示：“‘五四纪念’到了，强调了五四运动的牺牲精神：“五四运动精神如何，乃是为民众而牺牲。到民间去吧，这一条坦道是永能保持这个精神的。”

五四运动：“要争外交，要读书，须先刷新政治，要刷新政治，须推倒国内外的压力，要推倒国内外的压力，须以国民的资格，加入国民革命运动。”

“什么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过是中国人民不甘服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双重的压迫，自然的发生了一种反感的行动罢了。简言之，五四运动，乃纯粹是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运动罢了。”

《民国日报》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带有鲜明的党性色彩，作者均为国民党人，其言论完全从孙中山学说的立场出发。当天，国民党在上海举行“二十万人纪念五四”大会，其意“继续五四精神，一致加入国民党，努力国民革命”。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次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大会，声势之浩大为此前历次学联组织的“五四”纪念活动所远不及，把纪念五四运动转换为国民党的政治动员，这样的场景在以后不断重演。

《五四运动的成绩》，向青年发出新的号召：“我们要知道，那一次的五四，是没有组织，没有主义，而是情感的结合，尚有如此成绩；今后在本党指导之下，有主义，有策略，有目的，去和敌人奋斗，当然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亲爱的青年们！联合起来，在本党指导之下，完成五四未竟的工作。”

自五四运动以后，学生自视，几若天之骄子，风气嚣张，学潮迭起，求学时期，群驱政治之活动，冀为毕业后求出路，正常之学业，则遑不计及。什种情形，十余年来，为全国学界之普遍现象”，并在“党务”栏刊登消息《五四运动纪念》。

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国共产党虽尚未成立，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其间，是北京及各地学生运动的领导者或活跃分子。毛泽东曾认定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早期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时事新报》《晨报》等研究系主办的报纸上，观点与其他革命人士的区隔并不明显，如陈独秀将五四运动精神归结为“(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的精神”。李大钊似稍进一步，他把“五四”看作与“五一”一样的节日，“因为这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

中国共产党将纪念五四运动逐步纳入青年工作的一环。1924年4月，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签署的《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强调：“‘五四’纪念当然以学生为中心，同志们演说词中，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

“‘五四’运动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扩大，没有在运动中起领导的作用。这次运动在一般学生领导之下，就不能走上革命的正轨(如单独反日，没有认清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中国民众的敌人，甚至有浓厚的亲美倾向)，同时也不能持久。这个可说是‘五四’运动的最大弱点。后来的‘五卅’运动，因为是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就纠正了这种弱点了。”

五四运动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并没有完成，其原因“第一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强的存在(因为它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第二是由于五四，是民族文化的否定时代，不能不从民族本身的基础上发扬起民主的科学的精神，新文化基础是不坚固的”，“然而现在是完成的时候了。在目前最迫切的抗日前提之下，国共两党之亲密地合作起来，而且又加上了各党派的合作，共同为救国建国的大事业战斗”。

1939年3月18日，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召开常委会，决定“从五月一日起到五月七日止为西青救两周年纪念与青年参战动员周。在五月四日依照各地环境举行纪念及动员大会、晚会……以后每年五月四日为青救成立纪念日，并向全国青年提议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五四”前夕，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4月5日的《中央青委关于根据地纪念“五四”给北方局的指示》提到“从‘五一’到‘五七’进行一个青年运动参战运动周，西北青救并已提议‘五四’定为青年节”。

毛泽东在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现在规定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五四运动：“直到辛亥革命止，中国的革命者在进行革命斗争常用的手段是：集合志士，联络会党，运动军队，实行起义。而五四运动则教会了中国人民使用新斗争方法：罢课、罢工、罢市、街头演讲、群众示威、抵货等等。中国革命者的组织形式则直到辛亥革命为止没有越出带着浓厚宗教意味的秘密结社之外，辛亥革命时则在中山先生的领导开始创建了政党。而五四运动则教会中国人民使用新的群众组织形式：工会、学生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等。自然，这种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五四以前亦曾经局部的出现过，但是使这些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全国规模的运动中在千百万群众亲身的经历中来大规模的成功的使用，则自五四运动开始。因之，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方法与组织形式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这对于中国革命运动以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和意义。”

《纪念五四廿一周年》、《中国青年伟大光荣历史的一页——在延安“五四”集会上的报告》。社论说：“‘五四运动’的掀起，表现了中国青年的英勇果敢，表现了中国青年对政治生活的接近，使中国青年清楚地认识了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才是中国青年真正出路。‘五四’运动是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一个伟大觉醒，它继承了太平天国、黄花岗烈士、辛亥革命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创造了新的群众的组织、新的斗争形式，给予以后1925—27年大革命及目前进行的抗日战争以丰富的经验教训。”对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作了新的肯定。

《纪念“五四”》，这篇文章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大时代的感慨：“从五四到现在，中国已经历过许多的大风暴。这时期内历史内容的丰富，实为中国过去数千年所未有。活在这个伟大时代，并能投身于伟大时代的火炉中，和时代的敌人搏斗，这的确是人生的幸事。”

《今年的五四与中国青年》，肯定五四运动具有三点意义：一是“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踏上了政治舞台，它的代表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二是“在中国的文化运动上开辟了一条新文化运动的道路，批判的接受中国旧的文化传统，开始介绍欧洲的先进的文化思想，这是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先声”；三是“中国青年有组织地走向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凯丰对“五四”的总结与毛泽东一样，朝着建构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是“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的意识支柱——礼教，反对孔子的教条”，是“文学革命的提倡”；五四运动的国际背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国际条件下产生的”；五四运动造就了“最光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没有五四运动的民族觉悟和思想解放，不彻底摧毁思想上的旧教条之束缚，要中国人民能接受科学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纪念“五四”》，特别提到的群众基础：“‘五四’运动，有些人把它缩小为学生运动，忽略了当时各阶层的参加，忽略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作用，这是不对的。‘五四’运动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学生只是当时运动的发动者、首倡者，起了先锋作用与桥梁作用。一切革命运动，必须有广大的群众参加，才有力量，‘五四’运动的伟大就在于此。”对新文化运动提出过的“劳工神圣”口号，亦给予高度赞扬，称“这一口号给中国历史上贱视劳动者的思想一个破天荒的打击”，纪念五四，“发掘光大‘劳工神圣’的思想，知识分子更应进一步与工农结合，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五四’不特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很光荣的一页，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史——中国民族解放史上很光荣的一页”。“在政治方面，它演变成为一个争取民主政治思想的运动；在思想方面，它演变成为一个反封建思想、反旧孔教、反玄学而推崇科学思想的斗争；在文学方面，它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为今日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开了一条发展之路。所以‘五四’运动，除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还是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史上的一个大的转变点”。

“‘五四’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从资产阶级旧范畴转到新范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而且是中国知识青年热心追求先进革命学说和走上群众化的伟大的转变点”，“实在的，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彻底革命的，就要看他是不是与工农相结合，这是唯一无二的标准。‘五四’以来，我们看见过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愿意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或者没有决心与工农民众结合到底，后来都弄得一事无成或走投无路”。

艾思奇认为，“五四运动的主要形式是文化上的大革命。它只在思想上准备了1925至27年的第一次大革命，本身并不是一个政治形式上的革命运动”，“五四文化运动，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准备，或者说，五四文化运动是结束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时代，而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五四文化运动”与戊戌时期的文化运动不同，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旧中国文化思想进攻的猛烈性是其表现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艾思奇使用了“五四文化运动”，回避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词，这似乎是他个人坚持的一个提法。一字之去，对一个富有哲学素养、讲究逻辑的理论家来说，当然是有意为之，其间差异值得人们嚼味。

“‘五四’是中华民族要求解放的启蒙运动，如今不单‘五四’的策源地——北平——早已解放，眼看着中国就要全部解放了。先烈牺牲了若许头颅鲜血，人民受了千辛万苦，所换得所企盼的日子，居然一旦到来，这的确是自有‘五四’以来第一件痛快事！”“‘五四’既然到三十岁了，咱们大家得要拿出成人的气魄来，不要憧憬过去的光荣，必须企图未来的创造！”

当然也有：“许多在五四时代前进的分子，现在蹩在时代的后面了，像我便是一个”。“这前后三十年间，我也并非在睡觉，却是不够警醒的；也并非不感苦恼，却是找不到出路。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

[yongbing1993]

反对注入教学法不要把分数看重





毛泽东：”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毛泽东：”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毛泽东：”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教育制度要改革〔１〕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

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

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

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

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

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

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

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

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释

〔１〕这是毛泽东同他的侄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谈话纪要的节录。

“1958年，毛泽东视察南开大学、天津大学，高度肯定了天大的勤工俭学和半工半读，听说天津有60多所中学。办起了生产车间或校办工厂，说：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要讲实际，科学是反映实际，是讲实际的道理。不知道实际，老讲书本上的道理，怎么成？（《毛泽东年谱》3，406，1958.8.13）

几年后，毛泽东在与哈军工学习的侄子毛远新的几次谈话中指出，“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毛泽东年谱》，5，380，1964.7-8）

几天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毛泽东年谱》，5，401，1964.8.29）”

教育应该重视实践（尤其是理工科），而文科应该是情怀和思想上的培养，现在的分数教育确实严重，都是想成为人上人，一定程度造成了内卷，而教员的丝路是对的，应该与生产劳动结合，与基层实践者结合。确定是为集体服务的教育，而不是人上人和自私，官本位等。

有人把毛泽东思想精髓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此概括很难体现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也使毛泽东思想变得抽象空洞，实际上是在歪曲毛泽东思想，因为古今中外，但凡稍有成就，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政治家，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科学家、专家教授学者，都会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这里的“人民”指的是以工人、农民、解放军为代表，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而不是当下以官员、老板、买办和依附于前三者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

毛泽东思想非常具体，如他在工业领域提出以“一参二改三结合”为主要内容的“鞍钢宪法”，在外交领域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等，他的《论十大关系》更是治国理政的经典文献，对当下同样极具现实意义。联系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正反两方面实际，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理解将更透彻，领悟将更深刻，收获将更丰富。

这篇《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是毛泽东1964年7月和毛远新谈话纪要的节录，他在谈话中提出“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 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等观点，对当下的教育改革很有借鉴意义。事实上，当下教育之所以问题频出，就是因为偏离了毛泽东思想。

当然，对毛泽东思想我们也应坚持历史地、辩证地理解，如他提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这里的阶级斗争主要指社会实践，虽然也包括对敌对势力的镇压，但更主要的是指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及上层建筑进行辩论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当然也包括以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改造过程，绝不是某些公知和无良学者宣扬的所谓“肢体斗争”、“残酷迫害”和骇人听闻的“打砸抢”行为。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yongbing1993]

毛泽东是共产党邓小平是走资派







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差异是：毛泽东是共产党邓小平是走资派。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而走资派是为资本家服务的，为人民币服务的，为资本服务的，是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的，对内剥削压迫镇压工农百姓的，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

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差异，正象一首民谣中唱的：“毛主席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象黑夜，初一十五不一样。”

毛主席为什么是红太阳？因为毛主席用一个伟大的理想实理了中国工人农民当家作主，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理想的鼓舞下，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赶走了小日本，打垮了蒋委员长，建立了新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着共产主义前进、前进、再前进！

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为了这样一个理想而斗争的时候，而是成了真实的历史运动，是一种创造历史的运动。因此，在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当然会有高歌猛进，也会遭遇走资派们的篡权。重要的是，不要丧失了那个伟大的理想。

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此，人是有理想的，人并且通过理想来确立自己的价值，为理想而斗争，通过把理想变成现实来创造着人的历史，人的历史就是从虚无到实有的过程。

严格地说，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并没有可比性，毛泽东是太阳，毛泽东更多地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是一个统辖全局的领袖。而邓小平则更多地是一个现实机会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别说邓小平就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一只能抓老鼠的猫。就是中国共产党也一样，不会成功建立新中国的。

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差异归根到底是精神境界的差异，毛泽东的精神境界通达于大公无私之高处，而邓小平则没有境界可言，只是一个精致的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正是由于这种根本性的差异，毛泽东的伟大与豪迈，可能恰恰不适合世俗和无明的人，并且必然要遭致人的不理解、曲解和误解。而邓小平的投机取巧两面派嘴脸谎话连篇忽悠说左行右，则可能比较容易得到骗取人们的一时。但，邓小平的造谣谎言却更可能把人们引入一个泥潭欺骗不了人们的一世。因为失去了理想的务实，拘泥于自私自利中的蝇营狗苟，必然要遮蔽共产党人的根本的价值，在修正主义魔鬼的诱惑下堕入泥坑。

所以，不能把邓小平与毛泽东相提并论，更不能把邓小平凌驾与毛泽东之上。否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共产党的理想与现实走资派的自私自利的关系，也必然会导致一个荒唐的不三不四的假共产党结果。

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中国人及世界的人都看到，走资派邓小平推倒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改而用世俗的、实际的、现实的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的利益来诱导中国人。其结果是：共产党革命的理想丧失了，人伦道德崩溃了，贪官污吏横行九州，卖淫嫖娼席卷中华，犯罪现象四处蔓延，妖魔鬼怪空前泛滥。显然，这些都是在走资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之后所发生的这些黑暗现象，这些黑暗现象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所必然地产生的丑陋现象。。

走资派邓小平用两面三刀的修正主义来否定共产党革命的理想，来嘲笑为理想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第一次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失误，把机会主义凌驾于共产党革命理想之上，想用毛泽东时代几亿劳动人民积累的共同国营财富来买通少数人心，让少数人先富成为资本家，其结果必然是对几亿劳动人民来讲是悲哀的。走資派邓小平把人当作了动物，以为碗里有几块肉就可以打发了，结果“少数人先富“的资本家碗里有了肉，而少数人先富成为资本家的占了便宜照样骂娘，而且骂得更凶，更可悲的是这些先富的带着财富出国定居了。到了国外还不忘反中反华反共产党。

由于走资派邓小平的眼光短浅，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结果却造成了中国及中国人民和子孙后代们长期的痛苦，必然要由后代中国人付出惨重的代价。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今天的中国特色走资派政府，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了，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一个后社会主义社会即走资派的特色资本主义，又或是特色社会主义时代。而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完整性被解构了，如今特色社会中信仰危机、邪教丛生、道德沦丧，中华几千年的文明正在被毁灭。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丧失了独立性，被纳入到国际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特色中国正在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牛马奴才奴隶。在政治方面，当然也就丧失了中国人的尊严，特色中国正在可怜地沦落为一个马崽国家，成为帝国主义的文化和经济的殖民地。

当然，共产党不是说要简单地回到毛泽东的时代，中国人民已经不可能回到那个毛泽东时代了。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中国人民应当从这段历史中汲取足够的经验教训。

[yongbing1993]

不能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毛主席与亲友谈抗美援朝战争。
　　
七十多年前发生在鸭绿江彼岸的那场战争，曾经令世界为之深深震动，也对当时刚满周岁的新中国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光阴荏苒，过去的对手不再是敌人，史家也在重新审视这场遥远的战争。作为那场战争中中方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曾就此与王季范及早年同窗周世钊多次畅谈。

毛泽东：将有三把尖刀插在中国身上，不能“置之不理”

抗美援朝究竟有无取胜把握，在当时是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因为解放战争刚刚结束，经济遭受了重创，国家一穷二白，面对美帝的经济和军事优势，不少人对战争的前景心存疑虑，而且认为这会影响国家的和平建设，一时间意见很不统一。王季范和周世钊作为毛泽东的亲友，希望能就此事请教主席。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二老，针对王、周的疑虑作了分析。

毛泽东说道：“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

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听了毛泽东一席话，周世钊频频点头，但仍是信心不足，重覆提出了刚才的疑问：“是不是有胜利的把握呢？”

周世钊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众所周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除装备了大量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外，它的武库中还有一张令人生畏的王牌──原子弹。面对美国的核讹诈，不少人对战争的前景忧心忡忡。

可毛泽东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从容地分析道：“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设防，兵源不足，是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们十年，这样一来，它们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以结束战争，我们原来是要和平的。”

毛泽东：这仗我们有把握打好，不必苏联参加，看家法宝是要留著最後用的。

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它不在朝鲜战场上打而是派大军从我国海岸登陆，怎麽办？”

毛泽东说：“那它不敢。这样做，我们不怕它。并且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派兵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的必争之地，它们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

美国的空中优势是周世钊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後不久，美军飞机就曾轰炸过我国边境城镇，以新中国的空军实力而言，是难以阻止美军大规模轰炸的，故此，周世钊向毛泽东发问：“假如美军用飞机滥炸我国的重要都市呢？”

毛泽东不加思索地笑答说：“它不敢，因为这等同派兵登陆，同是侵略。”

岁月飞逝。随著时空的转换，以前不少似乎是金科玉律的理论和不容置疑的答案，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也有很多颇为权威的结论，正在社会上和学术上引起争鸣。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年抗美援朝时，我国承担了本应由苏联承担的国际义务，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联却只提供了装备和技术的支持，这对中国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吃了亏。毛泽东当年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呢？

毛泽东说：“这个仗，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苏联参加。你们晓得玩扑克吗？『大鬼』、『小鬼』是留著保底的；你们看过剑侠小说吗？看家的法宝是要留著最後用的。我看美帝侵略，一定会要彻底失败。不管它怎样挣扎，终是黔驴技穷，在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之下，他是一定不能得逞的。”毛泽东的一番话消除了两位老人心中的疑问，他们带著对战争的全新看法离开了中南海。

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桌同学，情同手足。解放後，毛泽东曾多次接见周世钊，在谈话中数次涉及朝鲜战争。一次周去看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形势是越来越好，造成这种好的形势主要依靠我们志愿军的勇敢和机智。他们现在层层挖掘地道，这些坑道都在山底下，纵横沟通，随意出入，飞机炸不垮，大炮轰不坏，敌人不好攻，我们却可以出去，万一失了第一线，还有第二线、第三线。这都是志愿军指战员想出来的好办法。像我们在北京的人就不一定想得出这种好办法。一个美国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二十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二百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毛泽东豪迈的语调，令周世钊倍感振奋。

毛泽东：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这还算什麽领导人呢？

朝鲜前线的战斗是空前残酷而惨烈的。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保家卫国，血染三千里江山，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心爱的长子毛岸英。当这个不幸消息传到周世钊的耳朵里时，他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作为和毛泽东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他知道主席一家先後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好几位亲人。现在革命刚刚胜利，正需要下一代去建设的时候，岸英却永远留在了朝鲜。白发人送黑发人，和毛泽东情同手足的周世钊，心里深深地体会到老同学那种难以言宣的悲凉和伤感，在後来他和毛泽东的一次闲聊中，周向毛泽东表达了这种想法。

那是在六十年代，谈话的主题是战争。在不知不觉中，话题转到了朝鲜战争和毛岸英。周世钊不无感慨地说：“岸英死得太早了，如果您不派岸英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

对於周世钊的议论，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说：“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当时我得到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後，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後，当时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保家卫国而死的，就把他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他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常青。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

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後来得到党中央的赞成，作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并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的儿子不派他去朝鲜，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这还算什麽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青年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後，到农村进行过劳动锻炼，但却没有正式上过!战场。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要在战斗中成长。基於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鲜去的。”

对於发生在五十年前的那场战争，毛泽东曾有过许多论述，这里仅是他对自己的亲友的一些零散的议论。时光流逝，毛泽东主席和王季范、周世钊两位老人均已作古。然而，这些片段的，但却弥足珍贵的谈话，对於我们当前正确认识那场遥远的战争，不失为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

[yongbing1993]

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著名的爱国华侨资本家陈嘉庚访问延安后叹道“我原来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为何民间乃至世界的《毛泽东热》不降反升？毛泽东离开己经几十年了，为何民间乃至世界的《毛泽东热》不降反升？

有的文章说：毛泽东不是神，毛泽东比神还神。“神”能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吗？“神“能赶走日本侵略者和打倒蒋匪帮吗？“神”能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吗？“神“能让加沙人不受狂轰烂炸吗？

1949年后，新中国是一个康复后急需要进补和防疫以避免再次被病倒的《婴儿》。这是要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无”中建立“有”，还要确保这个“有”，要永远存在下去，并发挥作用。毛泽东新中国后一个体系就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建设体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毛泽东时代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只是这个成功被走资派邓小平的政治偏见抹杀了，被走资派们有意否定了。

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要这样否定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就是因为毛泽东在实施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建设第二体系的时候，把那些短视的家伙如走资派邓小平们或打倒了，或让他们靠边站了，这些人后来篡权复辟了，就发泄私愤，对毛泽东无情报复。

走资派邓小平们这是一个对无法反抗者的死者的恶毒的报复。它是不道德的，也是对历史的彻底的反动。

历史正在还给毛泽东清白。这个清白，西方严肃的学者已经还给了毛泽东。

中国的民间许多真正有头脑的人，也还给了毛泽东。

就以经济为例，有人得到的概念是，毛泽东不懂经济，不搞经济建设，把经济搞到临崩溃的边缘。实际上，1949年到1976年，中国GDP年平均递增10%以上，这个增长内涵实在，质量确保，没有泡沫，是在有西方封锁和禁运条件下，自力更生取得的。

而今天走资派邓小平们特色政府靠了高额的内外借贷，巨大的西方资金和技术，天文数字的资源消耗，才取得了不到10%的年平均递增。

有的文章说：这个世界上替强者效劳的思想理论不计其数，教诲弱者屈从强者的说教浩如烟海，唯独毛泽东思想专门替受强者欺凌的无辜弱者说话；专门教导弱者如何由弱变强；教导遭受强国侵略的弱国不靠寄人篱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权交易，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改变命运。

对于外来援助，毛泽东从来是白给欢迎，花钱买可以，拿主权换绝对不干。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拿毛泽东毫无办法，打不赢，吓不倒，骗不过，困不住，“硬刀子”“软刀子”全部失灵 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让资本主义的西方白人尝到失败滋味而自己始终不败的中国人；

有的文章说：以前的生活为什么比较贫穷？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短短叁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同时还打赢了朝鲜战争（有人说是打平了，但是如果把中国和美国的装备倒一下？美国人早就被赶下大海了）。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清除了危害几千年的匪患和污泥浊水，大规模地扫除了文盲和迷信，社会的清明是自古未有的，真正是万众归心。

没有失业，连国民党残留的几百万党政人员都养下来了，历史上有哪个政权那么宽容？一直潦倒的文人再也不会为生活发愁了。

要知道，解放前全国80%以上的人处于赤贫和饥饿状态，上海一夜大雪，第二天上午街头收尸300具。所以，应该说吃饭穿衣问题50年代就基本解决了（温饱标准不同）。这也是外国人感到惊讶的地方；

有的文章说：由于国家的工业化需要高积累，中国当时的积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达到 39%，严重地挤压了人民生活（苏联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也是由于高积累 ）。

比如中国1953年就装备了3000架作战飞机，1956年开始自造飞机，1958年就装备5000架“歼6”（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

工业化没有高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高积累，就必然会影响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样就表现出粮食、副食品、生活用品、轻工产品的匮乏和生活改善的缓慢，而人民是不能够直接感受到高积累的好处的。

在毛泽东那个时代，是不讲究个人回报的，只讲为祖国多做贡献，只讲集体主义——这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人们在自身利益遭到不公正的“牺牲”时表现出世界各国罕见的宽容与忍耐），中国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现时的走资派特色政府吃《毛泽东的祖宗饭》一点也不为过！

有的文章说：现在走货派时代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富的住高级别墅，开豪华轿车，吃山珍海味，洗桑拿按摩，唱歌跳舞，尽情潇洒。穷的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甚至吃饭都成问题。尤其是一部分暴富人群的收入来源大都不正。

而毛泽东时代立足长远，富国强兵，人民生活虽然苦些，但干部以身作则，在公平的分配原则下，住房由单位和国家解决，人人有份。单位职工看病实报实销，不存在看不起病的问题。中小学的学费很少，大学中专以上的学生学费由国家承担，每月有生活费。贫富差距不大且收入就业有保障，绝无大学毕业即失业、拖欠克扣工资等怪事；

现在走货派时代贪官越来越多，官衔越来越高，腐败花样不断翻新。回头看看毛泽东时代，虽然运动多，开会多，批判多，但贪污腐败现象确实很少，抓出了张青山，刘子善就能震撼全国；

现在走货派时代道德不进反退，风气日益败坏。

毛泽东时代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现象比比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谐。

反观今日走货派时代，惟利是图，见死不救，欺骗造假，敲诈勒索的现象遍地皆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成了马克思说过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有的文章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有那么多的“精英”分子们，都在叫嚣说毛泽东时代国家没有法律？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在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内才没有黑社会，没有黄赌毒泛滥，没有贪官污吏们巧取豪夺国家和民众的财富。毛泽东时代新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制定和发布了包括《宪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在内的大量的国家法律、法规、条例、条令以及规章制度，有很多法律现在仍在使用，或者经过修改后还在使用。

在“没有法”的年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虽穷但心不累，社会那样地和谐，人与人那样地融洽，助人为乐平常事，见义勇为人人争；

在“没有法”的年代，政府和人民心贴在一起，“为人民服务”是政府官员的唯一！田间，车间到处都有公仆的身影，同吃，同住，同劳动，社会主义的阳光，沐浴着每一个公民的心田！

在“没有法”的年代，“六亿神州尽舜尧”，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散沙”在党的旗帜下凝聚成磐石，在国旗下仰起了脸，挺起了胸，“我是中国人”！毒和娼一夜间被禁，千年的恶习一扫光，行业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职位只是工作的需要，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把知识奉献给人民。把发明创造贡献给祖国，把自己投入到人类最美好的事业中去！

在“没有法”的年代，犯罪，违规所付出的成本，让一切心怀不轨的人必须面对，再三斟酌，祸及子孙的成本，让他们收敛了犯罪的欲望。加大惩罚力度，就是加大了预防犯罪的力度，加大惩罚力度，是消除犯罪的有效手段！

在“没有法”的时代，好人有好报，英雄人人都在学习，社会不仅把荣誉赋予了英雄， 英雄的荣誉还惠及子孙亲朋，好事有人夸，坏事有人抓，良好的社会风气净化着每一个人的灵魂；

在“没有法”的时代，在没有“钱”的年月，我们盖起了学校，让所有人的孩子走进了教室，让优秀的孩子免费读完大学，我们在农村盖起了医院，“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让农民有了最起码的医疗条件，我们努力减少“三大”差别，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现在是“有法”的日子，“法”却失去了威慑的力量，有的地方，黑社会在收“治安费”， 有的地方，贼和警察联手，猫鼠一家，有的地方，官黑勾结，横行乡里，有的地方，执法者知法违法犯法，法律的天平失去了平衡，欺行霸市 连救人的药都有假的，社会风气令人窒息，难道现在就是法制社会？

现在是“有法”的日子，有“乌沙”的卖帽子，有“章子”的卖批文，有“特权”的卖掉良心吃回扣，国企的管理者卖了国企买国企，女大学生为学费卖“处”，良家女求生存出租“子宫”，（代怀孕）英雄流血还要流泪，天大地大没有“权”大，爹亲娘亲没有“钱”亲！难道在就是法制社会带来的文明？！

现在“有法”了，我们有“钱”了，却无力修缮破旧的教室，无力改善农村的医疗环境， “钱”把求学的孩子拦在校门外，“钱”拖住了前往医院看病病人的腿，“两极分化”创造了世界之最，人均医疗保障落到了世界倒数第四。野生动物不面临死亡，不会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人的生态环境不恶化， 也不会有环境保护法；……假医假药.假冒伪劣产品随处可见，假烟.毒酒.毒奶粉坑害百姓，走私贩私长期猖獗，黄赌毒肆虐，黑社会团伙横行，黑矿主残害矿工生命，血吸虫大面积复发，爱滋病大面积人为感染，银行发生巨额坏帐和不良资产，以改革的名义大量窃取国有资产……这一桩桩，一件件，那一样是法制社会应有的行为？

不懂经济的经济学家，不懂经济与政治、文化、教育、国际贸易的关系的专家们却傻牛傻牛的。什么私有化，什么科斯定律，什么帕雷托最优，什么市场配置，什么产业化，什么什么什么，头头是道，搞的热火朝天，到头来出了问题方才说“事情的发展和我们预料的不一样”

有的文章说：（据中央电视台）文革时期是新中国外交上最辉煌的时期，如获准进入联合国并担任常任理事国，与一百多个国家建交，世界三鼎足之一。文革时期的科技，依中科院世纪末统计，千年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氢弹、卫星、核潜艇、胰岛素、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神州号的主要关键技术也是那时的。军事上打败了美苏、南越，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当时社会安定，据中央政府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几乎年年高速增长。

有人爱把《文革》中出现的局部短期的“斗走资派”“破坏文物”看作“文革”的全部。这就如同把现实中“程维高迫害郭光允”，“盗窃走私国宝”，“贩卖妇女儿童”，“医院见死不救”，“买官卖官”等看作“改革”的全部一样。

有的文章说：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三年困难时期带头勒紧裤带，不管对自己还是对子女亲朋从不搞特权。仅举一例：五十年代初，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的一封信中说：“有人求我将她（李淑一女士）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像李淑一这样“我失骄杨君失柳”类型的友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表现出的胸襟有哪位领导人堪与相类？。一位功高无人可比，权大无人能及的“大帝”，在个人问题上，却谨守原则，把自己当成普通的一员，这是何等难能可贵？！毛泽东为所有的人民公仆做出了榜样。人民永恒地怀念你，不仅是他的丰功伟绩，更有他的以身作则！

有的文章说：党的领袖谁最伟大？——不比很难使人信服：要看他（她）对建党、建国的贡献，要看他（她）对党与人民的态度，要看他（她）的经典著作、理论是否经得起人民与历史的检验，要看他（她）的知识、智慧、远见、胆略是否在常人之上，要看他（她）的人格（包含对子女的教育）是否高尚，要看他（她）不仅仅在位时且在去世后人们的怀念程度..........——这些，都不是少数御用文人或亲生子女或亲自出马拍电影、电视、造书所能达到目的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不一定得人心——真正的伟人得天下只是一步，长久地得人心才是万世之功！以此而论——毛泽东之伟大，是无与伦比的！！！

一个留学生有一年到贵州调查，贵州的农民一谈起毛主席就是哭，就是流泪。他们无限怀念毛主席时代，在那个时代他们能够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并且老有所养，他们更加痛恨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剥夺了他们那种幸福生活的人。西藏农牧民家里最显着的位置普遍挂着毛主席像。拍《长征》电视剧时，藏族同胞看见“毛主席的队伍”来了，无不热泪盈眶，拿出食物给摄制组的人吃，坚决不要钱。导演深有感触地说“不拍长征，不知道毛主席的伟大。”

见过毛泽东的人很少有人不承认他的伟大。著名的爱国华侨资本家陈嘉庚访问延安后叹道“我原来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yongbing1993]

重温毛泽东对五四运动有关论述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全国青年要和人民大众结合在一块。重温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有关论述，对于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对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很有意义。

毛泽东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也是我们党早期的五四运动研究者。说参与，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既到京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也是湖南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说研究，1939年5月，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五四运动》，作了一次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此外，他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多次评价五四运动。重温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有关论述，对于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对于今日广大青年全身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很有意义。

五四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此论意义重大。其一，资产阶级革命从理论上讲都属于民主主义革命范畴，把民主主义革命区分为“新与旧”是毛泽东的首创。可以说，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二，把五四运动作为“新与旧”的分水岭，同样是毛泽东的首创。五四运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青年学生爱国运动。毛泽东说：这次运动青年学生是“带头”，主角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登上了中国革命舞台，并随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为何区分“新与旧”？为何把五四运动作为“分水岭”？毛泽东分析说：其一，五四运动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时代。其二，这种革命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其三，这种革命在经济上是把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其四，这种革命在文化上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

毛泽东的结论：一是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二是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发生的。三是这种新式革命，五四运动后的指导者属于无产阶级了。

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从思想准备上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五四运动前与后对比的方式，专门论述了思想准备问题。第一，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第二，五四运动后，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这个文化生力军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式，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第三，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新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所以，这就从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充分的准备。

从干部准备上说，我们党的早期建党者和领导骨干、党员骨干大多数都是从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以“南陈北李”建党为例。五四时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主要舆论阵地，影响了一代进步青年。十月革命后，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和演说，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准备了大批骨干。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

全国青年要和人民大众结合在一块

五四运动以来，青年们起到了先锋队作用。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中说，由学生们参加的五四运动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全国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毛泽东在充分肯定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是先锋队和革命的重要方面军的同时，他强调：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全国青年们，努力啊！毛泽东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我希望全国的青年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yongbing1993]

全世界的《青年们，努力啊！》





《五四运动》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

五四运动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1]，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

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2]、太平天国战争[3]、甲午中日战争[4]、戊戌维新[5]、义和团运动[6]、辛亥革命[7]、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

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

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

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

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

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个周年，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

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

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

全国青年们，努力啊！


注释

[1]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2]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3]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4] 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5] 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6]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7〕。

[7]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