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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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的大学二年级
大二了。从这时起，武大开始实行“学分制”。就是把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并对每门课赋予一定的分值。每学期开始各人自行决定选学哪些课程，只要你修满了学分，就可以毕业了。这种制度给学生很大的学习主动性和选择的空间。在修完必修课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爱好选修一些自己认为有用的课程，甚至外系的课程。
对我而言，提前毕业没有什么意义。而且那时候好像除了组织上特别挑选了极少数人出国留学的人会提前毕业外，也没有听说有谁申请提前毕业的。所以更多的情况是大家都在尽自己的能力多学一些课程。这和十几二十年后的学生尽量少学习，拿够学分混到毕业，以便腾出时间来谈恋爱和上网玩游戏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希望能尽量多学点知识，将来总是会有用的！但人的精力也很有限。该怎么安排呢？于是，我把要选修的课程分为三类：第一类必须牢牢掌握，考试成绩要在九十分以上，即“优秀”；第二类只要求七十五分以上，即“良好”；第三类要求更低，学习的目的只是有所了解而已，六十分以上就行，即“及格”。其实，一门课如果你只要求及格，根本就不用花多少时间。这就叫“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这样一来，我不仅能腾出时间去好好学那第一类课程，也能分一些时间多学几门需要有点基本了解的课程了。
四年来，我选修的课程包括实验课在内一共有四十四门。大二期间每学期选了八门课，大三期间每学期选了十门课，包括计算机系的“计算机组织与结构”和空间物理系的“概率和数理统计”。由于我对每门课的要求不同，所以并不觉得太累，只是在时间安排上遇到一些困难。由于我选课太多。每周上课节数超过了三十六节。也就是说，即便所有的课程安排都能刚好错开，也仍然还有几节课是冲突的。系里的辅导员担心地问我：“你选这么多课能有时间听吗？”但我心里算的是另外一本帐：从大一起，我就采取了在假期把下学期的课程先预习一遍的策略。对每门课的难易程度，在什么时候会遇到难点需要仔细听，什么时候会比较容易可以马虎一下甚至可以不听，已经了如指掌。当两门课有重叠时，我知道该放弃哪一个。譬如，某一天的上午第一节到第三节上免疫学，第二节到第四节上计算机，这样第二节和第三节课就冲突了。一般情况下，我是头两节上免疫，到晚上再把别人的笔记本拿来看看第三节讲的什么。第三、四节尽早赶去上计算机课，在课前赶快把别人的笔记本拿来看看。就这样，一上午就上了六节课。如果那天我觉得免疫学讲的内容可能会有点难，而计算机的课比较容易，就把后者放弃，仅仅抽空把同学的笔记本借来看看就够了。本来这门课就只要求了解一下就行了嘛。
四年来，虽然我考试的平均分在班上不是很高，大概只在五到七名吧。但我选修的总学分不知道是不是学校里最高的，至少在系里我一定是最高的。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毕业后的几年实践中，事实证明我选的某些课程确实是有用的。以至于学校在对毕业生进行回顾性调查后，给后来的学生增开了“生物数理统计“的课程。
大三时，我抽空到在空间物理系的张崇武那里玩。当他听说我一个学期选了十门课时大吃一惊：“嘿嘿，我一学期只选四门课就足够学分了，选那么多干什么？”我摇摇头，如果仅仅是为了攒够学分，我根本没有必要这样花力气去上课啊！
在大二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病毒专业从生物系里分了出来，单独成立了病毒系。那时候病毒系里还就只有一个病毒专业，几年后才增加了分子生物学等其它专业。这样，病毒系的学生一下子从生物系的“骄子”变成了被“排挤”的对象。当上生化课时，明明没有多少学生，教室也足够大，但每次教生化课的老太太都一定要把我们从前两排赶开，让生化专业的同学们坐在最前面。把我们气得不行。
而在病毒系，我们则成了宝贝。我们是中国第一届病毒专业的学生，老师们真是关爱有加。含到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大二时我们要去东湖春游。老师们答应了，但条件是不要坐船，特别是不能全班乘一条船。听到这个要求，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那天，我们在东湖玩了大半天。下午，大伙都累了，看着东湖对岸的武汉大学，七嘴八舌地说：“坐船回去多好！上岸就到，何必再弯一大圈回去呢？”于是大家不由分说地找了三条船。班长和书记也说不过大家，只好跟着上了船。还没到对岸，就看见辅导员站在岸边正黑着脸看着我们。班长心里开始发慌：“你们看看，要挨骂了啊，都是你们要坐船的。”果然，船一到岸边，辅导员就把大家训了一通。看来真的是怕我们掉到水里啊！
从大二起，我们进入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在我的心里，上大学，并不是仅仅多读了几本书，而是学习思考问题的方法、态度甚至科研的道德。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大学几年来，老师们实事求是的作风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对我后来几十年的科研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
上生物课的是熊全鄢老师。她不仅敬业，对待真理的态度更让人钦佩。有一次，她在课堂上谈到“耳朵听字”。那是一九七九年三月，报纸上登载了关于四川农村的一个小孩唐雨会用耳朵听字的故事。这则新闻在全国掀起了一阵风波，在当时社会上这是争论得很厉害的一个新闻。那时的熊老师对此事根本不屑一顾，在课堂上把它猛批了一通，大家也觉得很自然。谁知几个星期后，熊老师再来上课时，她详细地介绍了她们实验室为两个据说能用耳朵听字的小孩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不许和任何人接触，用四台摄像机从不同角度监视……。结果虽然还不够稳定，但能“听字”的结果是不容置疑的。熊老师非常诚恳地说：“我以前是根本不相信耳朵能听字的，而且现在我也无法解释这个现象。但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我必须屈服于事实，向真理投降！我承认我以前说错了！”当熊老师说这番话时，所有的学生都在安静地听着，为她那尊重事实的态度所折服。虽然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也虽然若干年后，耳朵听字和气功一起，被于光远之流的“科学家”按照政治的需要被批判了一通，并且政府也不许再进行研究和讨论，但熊老师对真理，对科学的态度在我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对我一生的科研生涯影响极大
在上大学的过程中，我除了要克服年龄大带来的困难外，还要设法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努力节省每一分钱。每当放假的第一天，我就到各个寝室去收集别人用剩下的墨水瓶。丢掉纯蓝墨水，因为用它写的字时间长了会退色。把蓝黑墨水合并起来，就足够我用一学期了。而最头疼的是没有笔记本。到大二下学期，我用来做笔记本的废纸已经用完。好在小樊又从厂里带出来一大包车间用的记录单，反面是空白的，这解决了我在后两年记笔记的用纸。班上其它同学大多是买的精致的硬壳本做笔记，并且买了好多参考书。四年后大学毕业时，几乎每个人都拎着一大箱子参考书，和一大包精致的笔记本。而我用在工厂期间从牙齿缝里节省下来的三百多元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没有买一本参考书。考试前，教科书和笔记本就是我复习的全部资料。
从一九七九年起，全国进入平反高潮，各省市接待站里天天都是来申冤叫屈的。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冤假错案叫人惨不忍睹。湖北省卫生防疫站这个仅仅只有二、三百人的单位，文革中就有五、六个人自杀。年轻人看到“五朵金花”和“天仙配”这样的电影，可能感觉是充满爱情的滋味。而文革后我们这代人再来看它们，脑海里想的却是：演“金花”的杨丽坤被逼成了神经病，唱黄梅戏的严凤英自杀了还要被剖开肚子……。何其残忍！现在，不仅死去的人需要平反，还有大批活着的急需平反，解放出来，恢复工作！
爸爸此时虽然已经上班，但还没有平反，仍然是带着“帽子”工作。所以心情非常郁闷，常常在家里发无名火。妈妈退休后，家里买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那时候电视节目不多，到九点多就结束了。但每天晚上可以看看新闻，还能学习英语。我和小林每天晚上就坐在电视机前学学英语。一天，我们正在跟着电视学英语，爸爸和小林不知为了一点什么小事吵了起来。爸爸大发雷霆，连我也一起骂。我早就习惯了，一声不吭。而小林不吃他那一套，鄙视地说：“你就是个家老虎，只能在家里赌狠。上班憋了一肚子火，在家里发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到单位去闹！”一席话把爸爸气得七窍生烟。但却是说到点子上。气得爸爸坐在那里直喘气。
夏天，平反终于落到了我们家。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亲自过问爸爸的问题，并亲笔批示：“……江汉藻的问题不是要落实政策的问题，而是一个冤假错案必须予以彻底平反的问题。其子女，江凌、江莉琳、江育林和江小林是受株连的家属，也必须给予肃清其影响……。”批示到了省卫生防疫站，爸爸被彻底解放了，也恢复了职务。站里还建立了由世界卫生组织（WHO）援建的卫生部出国培训中心，由爸爸负责。在那百废待兴的年代，爸爸也开始忙碌起来。但心情和以前完全不同，那是满怀期望、发自内心的忙了。
大二下学期一开学，系里的老师就正式通知我：平反通知已经送到了武汉大学。消息迅速在班上的同学之间传开了。在休息时，付向东坐在我旁边，诙谐地说：“嘿嘿，我们以前看你一声不吭，还以为你是乡里来的，原来你是教授的儿子。班上几个知识分子的子女其实就是大专院校领导干部的子弟。你才是真正的大教授的后代！”
晚上，我又开始做那已经做过多少次的恶梦：一个人从柜子里取出我的户口，狞笑着把它撕成碎片，碎片在天空中飘着。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光秃秃的山顶上，有一间小茅草屋。一个狞笑着说话的声音从空中传来：“你要在这里过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我猛然惊醒，浑身都被冷汗湿透了。发现原来是一场梦，真的好庆幸啊！真的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能不再发生吗？
爸爸平反后，胆子大多了，也敢跟在美国的叔叔婶婶写信了。他们听说爸爸平反了，我和小林上了大学，感到非常高兴，说要送给我和小林每人一个计算器。巴掌大的计算器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就是随便打开电脑，上面可能都会附带一个计算器。可在当时，这可是很稀罕的东西。我和小林都高兴坏了。谁知爸爸专门给叔叔写了一封信，说要给小林买个好些的，给我买个简单的就行了。于是，当我收到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个只能做加减乘除的计算器。我失望极了，这对我完全没有用啊。晚上放学回家，小林正拿着很高级的计算器在玩。我拿出来这个小计算器丢给妈妈：“你拿去买菜时用吧，这玩意还没有我心算快！我要它做什么？”说完我就到房间里看书去了。那一晚，每个人都没有说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