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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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婚
上大学以后，每周日我去汉口小樊家一趟，她每周三来武昌我家一趟，就这样来回的跑。很快，我就过了三十岁，第二年，小樊也满三十了。大一下学期的冬季，婆婆去世。在去参加她的追悼会时，大娘娘把我拉到一边，挺认真地对我说：“育林啊，事业要抓，但家庭也不能不管呀！生孩子的年龄不能太晚了。一方面女同志会有困难，另外还没有等到孩子成人你们就老了，到时候会感到很累的。不能光看到眼前的困难，不考虑将来呀！”我看着大娘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候，我根本无法考虑结婚的事情。至少，在经济上，我完全无力应付。我该怎么办呢？
又一个周末，我和小樊晚上在街上边走边聊。小樊也明确地显露出希望能早些结婚的意思。虽然她担心给我太大的压力，没有说的很重，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是啊，他们家就巴掌大的地方，如果小樊不搬出去，她弟弟也没法结婚。
也许是大娘娘给爸爸打过招呼，当我回家把我们打算结婚的想法告诉爸爸时，爸爸一口就答应了：“行，那就暂时住在家里吧。给你们住半年行吗?不过你们要尽快想法找到房子搬出去啊！”想了一下又说：“你的两个姐姐结婚时，我给了她们每人两千块钱办婚事。你也一样，就按照这个额度来安排吧。再多我们也出不起了。”这确实是实情。如果我有一点点办法，我真的会一分钱也不要他们的。但现在……。唉！
于是，我跟小樊商量，把结婚时间初步定在一九八零年春节，也就是大二下学期结束后举行婚礼。大概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吧。
小樊和我仔细分析了将来毕业分配的可能性。要想不两地分居，当然是要尽量留在武汉工作。而在武汉市，搞病毒的单位大多数是在武昌，在汉口除了武汉医学院外几乎没有什么和病毒有关系的单位。小樊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自己调到武昌来比较靠谱，这样将来上班不会跑很远。于是开始着手调动的事。好在她在国营单位上班，又是属于技术工种，调动起来还不是太困难。小樊先想调到武汉大学，但办到后来好像有些人缘关系我们不会去疏通，没有办成。再后来，遇到她原先车间的书记，现在武昌的滨湖机械厂的一个车间当头头。她知道这个情况后，很快就把小樊调到她们厂去了。那是个军工厂，待遇不错，离武大也不远。小樊的这次调动，为我们今后的小日子怎么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于是，结婚进入了倒计时。
但真要结婚，有很多事情要办。要建立一个家庭，需要很多东西。要有家具，要有各种生活用品。而且如果都去购买的话，需要很多钱。因此要精打细算：哪些必须买，哪些可以暂时不买，能自己动手做的还得尽量动手做。而我正好进入拼命学习的大学二年级，每学期选了很多门课，要花去我很多时间和精力。自己动手谈何容易！
七十年代末对老百姓而言，是商品实行凭票计划供应的最后几年。除了粮票油票布票外，还有其它很多数不清说不明的票证。首先，各种家用设备如缝纫机、自行车之类都是要凭票的。这些东西我从来就不知道怎么才能搞到票，但总有人能搞得到手。听说我们要结婚，中学同学梁华盛的爱人在百货商店工作，给我们搞到一张缝纫机票。虽然注明是“副品”，但已经很难得了。这台缝纫机在江苏淮出生后立下了汗马功劳。小樊的弟弟也给我们搞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我上学就轻松多了，也能省下时间多做点家务事。其次是结婚必须要有一套家具，这凭结婚证倒可以领取到一些票证，如衣柜票、床架子票、床绷子票、洗澡盆票、洗脚盆票、桌子票、四张凳子票……，而吃的东西那时已经开始慢慢放开，至少还不是那么紧张，倒不必动太多脑筋。
爸爸答应把五十年代单位分给他的旧书桌和爷爷原来留下的旧五斗柜给我。但由于年代实在太久，需要修理和重新刷油漆。另外，那时的人们结婚都喜欢打一对小沙发再带一个小茶几，小樊也希望有一套。这样，我们就开始修理和自制家具。好在梁华盛是个木工，他自告奋勇地来我家修好了五斗柜和书桌。小樊则找厂里的师傅帮忙做好了一对沙发架子和茶几，还打了一个小小的书架。我则请厂里的同事做了沙发的弹簧并进行了热处理。
这些东西凑齐后，就开始做油漆了。我先买了本书来学习如何刷油漆，然后到街上买了阳干漆、酒精和哈巴粉，自己调好后就刷了起来。嘿嘿，好像还不是那么难搞。几个星期下来，把沙发、书桌和书架都刷上了油漆，还在书桌上面贴上了漂亮的装饰板。五斗柜则用清漆刷了一下，比阳干漆好看多了，不过也贵很多啊。最后请人把沙发坐垫做好。所有自制的家具就算完工啦。
自制的家具搞好了，就开始到处跑着看家具。那时候商店里没有很多挑选的余地。即便你看上了某一款，也得先交钱，然后得等一段时间，做好后再通知你来拿。这样就花了我很多时间，我心里很着急，但也无可奈何。为了省钱，我们尽量少买家具。连四个板凳也嫌太多，觉得暂时买两个就够用了。爸爸听到后连忙就说：“那多的两张凳子票就给我们吧，我们想买两个板凳。”
近一年来，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忙着各种准备。小樊负责准备一些床上用品、箱子等。一到周末，我就像衔着树枝来回飞筑巢的鸟儿一样，把小樊买的各种用品以及床架、床绷子等家具一趟趟地从汉口搬回武昌。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物流之类的运输部门，而坐出租车是非常奢侈的事情，连想都不敢想。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公交车里挤回去。
一天晚上，我拖着小樊买的空箱子坐电车回家，由于太疲倦，在电车上打了一个盹。一眨眼功夫，口袋里的钱包和月票就被偷走了。我急得大叫起来：“我的月票被偷走了！”售票员根本不相信，还在催着我买票。旁边有个乘客看不下去，主动掏钱帮我买了张票，算是解决了我的尴尬。等我到大东门下车后，离家还有四站地啊，可我再也没有钱买回家的汽车票了。只好扛着空箱子慢慢走了回去，几乎走到半夜。
暑假期间，我还赶着做了一台小电视机。那个年代，只有九寸或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哪里有现在这样的几十寸的大彩电。而即便那样的电视机我们也买不起。好在我的无线电基础还行，就花了十几元买了个处理的显像管和一些零配件，请人帮忙做了个木头盒子，其余的就自己做了。最后算是做成了一个能看的小电视，为我们的小家增色不少！
最后，还差一个台灯。在当时一个台灯最少也要十几元。我花一块多钱买了根软管和灯架，其余的就用有机玻璃一块块地拼接起来。我的手工活实在不行，只好跑到工厂，求徐师傅帮忙加工。徐师傅看了这一堆东西，哈哈大笑起来：“行啊”。拿起锉刀，几下子就搞好了。最后用氯仿一粘，就做成一个漂亮的台灯。徐师傅笑着说：“嘿嘿，还挺好看的嘛！”
那时的人们都比较务实。听说我们要结婚，同学和朋友们纷纷过来询问我们需要什么，以便根据需要买些实用的东西送给我们。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需要餐具和炊具。于是，大家祝贺的礼品有各种规格的蒸锅、炒锅甚至还有个牛奶锅，各种规格的碗筷盘勺、热水瓶等等。真解决问题啊！
到年底，东西终于一点点地从汉口搬到武昌，其它东西也基本上凑齐了。我真的累坏了，但不论是小樊还是爸爸妈妈，没有一个人对我满意。因为我在这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实在不够多。而我夹在上学和准备结婚这两件大事中间，实在是耗尽了精力，筋疲力尽了。就这样凑合着结婚吧。
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决定在二月十一号（周一，农历腊月二十五）结婚。当我们去通知亲朋好友时，大家都瞪大了眼睛，奇怪地问：“这是你的生日吗？”“是你爱人的生日吗？”我们都摇摇头。他们更奇怪了：“为什么要定在这一天？无论阳历还是农历，好像都是单数啊！”在中国人心目中，双数才是吉利的数字，而且最好是“八”。因此，几乎每个人都问我这同样一个问题。其实，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一点。我只是简单计算了一下：二月九号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开始放寒假。十号准备一天，结婚自然就定在十一号，不是很正常吗？
二月九日下午，考最后一门：英语。我边考试边胡思乱想，只想着快点考完回家。也没有仔细检查。最后被扣掉七分，也不知道扣在什么地方。懒得管它，算了！
晚上，小樊过来了。带来了糖果：五斤水果糖，五斤酥心糖。我则从学校借来订书机，我们把糖果装在一个个红色的小塑料袋里，每个口袋装十粒。用订书机封口，以便发给大家。又买了二斤西瓜子，二斤葵瓜子，五包香烟。嘿嘿，办个婚礼应当差不多了吧？
第二天清早，我就开始打扫清洁。小林暂时住到学校宿舍，那间屋就成了我们的新房。我把里面的东西摆放整齐，特别把自制的电视机拍了两下：“明天可要给我挣点面子，不要出故障呀！”妈妈在厨房里忙着准备明天来的客人要吃的东西。下午，我赶到汉口。小樊家里也在忙碌着，不知道从哪里抬来一个大炉子，还买了很多肉和菜。听说明天要来几个亲戚朋友，需要摆几桌酒席。并要由她的几个同学陪伴着把她送到我家来。我完全搞不清楚结婚有什么规矩和程序，就糊里糊涂地听他们安排吧。
十一号清早，我们早早就起来了。大家把家里打扫干净，一边摆上一个大桌子，准备请亲戚们吃饭用。做饭的大师傅也请来了。那天，小樊在旧棉袄外面套上了一件大红的罩衣，显得非常好看。上午，她们那边的亲戚陆陆续续到了。门口开始变得热闹，我心里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有个亲戚把小樊的衣服拉开看看，估计是想看看她有些什么好衣服。不料旧棉衣的破袖口露了出来。那个亲戚伤心极了，眼泪都要流出来。我看到这个场面非常尴尬，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躲起来。小樊倒很坦然。笑着说：“没关系。”
十点左右，小樊的几个好朋友嘻嘻哈哈地到了。这时亲戚们开始坐下吃饭，我和小樊则在那几个好朋友陪同下一起出发。她姐姐在门口放了一挂鞭炮，算是送小樊嫁出去吧。没有小汽车接送，也没有自行车队。我们就边走边笑地走到六渡桥，乘一路电车到大东门，再转十五路公共汽车来到我们家。爸爸妈妈和小林早在家里忙着，我们一来，家里顿时热闹起来。小小的客厅里摆了一张大桌子，连转身的地方也没有了。大家围坐在桌子周围，妈妈在厨房里像变戏法一样，一下子端出一个菜来。一会，桌子上就放满了盘子。屋子里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啊！
晚上照例是中学同学来闹洞房的时间。每个同学结婚时，大家都是晚上去闹的，我当然也不会例外。不过想想他们结婚时我好像没有太恶作剧啊，应当不会对我太狠吧？天黑了，同学们几乎同时到场，小屋子充满笑声。自制的电视机也挺争气，那天“表现”很不错。同学们也还算是手下留情，除了叫我和小樊唱歌外，没有提出太难以完成的项目。大家也都把这当作是一次能在一起聚会的机会吧。
三天的婚假很快就过去了。在之后的两天，小樊的朋友来过两次，再就是工厂的徐师傅和刘松年了。没有通知工厂的其他同事，而大学同学压根就不会想到我还会举行婚礼，以为我早就结了婚。所以，这婚结得非常清静。
三天下来，我们清点了一下：由于来参加婚礼的人不多，且大多不抽烟。香烟几乎没有抽几根，糖果也没发出去多少，瓜子倒是吃得差不多了。我看着这剩下的东西对小樊说：“你明天上班，我们一起把烟和糖给你同事们带去吧。”第二天，我和小樊一起去滨湖机械厂，想去见见她的同事们。这个厂说是“机械厂”，其实是个制造炮瞄雷达的军工厂。小樊又是在总调车间上班，进去要经过几道门卫，管理非常严格。门卫问我：“你找谁？”我红着脸不知道说该找谁，小樊也不好意思说清楚，门卫板着脸摆摆手：“这里不能随便进去！”就这样把我尴尬地拦在大门外面，只好叫小樊去给同事们递烟送糖了。不料那个门卫记性出奇地好。半年后我搬到厂附近住，再去车间找小樊。门卫居然一眼就认出了我，还很抱歉地对我说：“哎呀，不知道你那次结婚，没有让你进去，不好意思啊！”那门卫还挺有趣的。
结婚了
结婚后两天就是春节了。那几天，二附中工读班的陈宣美和朱达俊也来了。等我刚把他们送走，在回来的路上，看到韦琪站在防疫站的大院门口等我。我高兴地叫她：“到我家去坐坐吧！”韦琪摇摇头：“不了，我要急着回家。我来这里一是给你贺喜，二来想托你帮忙。”我这才发现韦琪一脸的倦容。我担心地问：“怎么啦？” 韦琪皱着眉头说：“我儿子得了乙肝，吃了很多药都没有用。听说你是学病毒的，能帮忙问问有什么药吗？”说完递给我一个写了地址的条子就回去了。看看地址。我才知道她已经离开汽标厂，到中学教书去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感觉她现在生活不是很顺。回到家里，我开始查找有关资料。虽然我还没有开始学习病毒学，但新学期的课本已经发下来了。然而，我查遍了教科书，只明白了一点：病毒病只能预防，没法治疗。所以乙肝疫苗是给健康人注射的，对病人没有用。那时候美国刚刚开始干扰素的研究，据说对乙肝患者有一定效果。但当时还是一种非常稀罕的药品，比黄金还贵。不像现在，十几元就可以买到一支。而且后来还研发出各种其它如胸腺肽、白细胞介素之类的免疫药物，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我拿不定主意：这些对她几乎没有用的信息该不该告诉她？可是韦琪还眼巴巴地盼望我的信啊！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给她回了信，很婉转地告诉她这些没用的资料。
啊，我终于在三十二岁结婚啦！没有形式，没有排场，只有十斤糖果，四斤瓜子，五包香烟，三天婚假。婚礼办得如此安安静静，一点都没有向外面张扬，以至于爸爸妈妈单位的人一点也没有察觉。甚至到江苏淮已经一岁多的时候，爸爸他们单位的人居然还来找爸爸，想跟我介绍朋友。搞得大家啼笑皆非。不过婚礼和春节连在一起，简单而又热闹。
你好：Nostar：
感谢你阅读了我写的回忆录并谈了自己的感受。希望能继续交流。
不过，你可能误会我的爱人小樊了。她不是那样自私，相反，是她和我一起，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一起撑起了这个家。
在我们家里，她从来不管钱，而是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到我的手里。问题是这点工资无法维持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那个年代，要用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三个人是很难的。
小樊当时每月的工资是79元，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高的了。加上我每月10元的困难补助，这就是我们一个月的全部经济来源。儿子出生后，由于她没有奶，每个月需要买近10袋奶粉。当时每袋奶粉要三元多。仅仅孩子吃这一项就花掉总额近一半。孩子出生后要添置各种东西、衣物等等，加上多病，隔三差五的就要上医院看病。实际上几乎用掉每月收入的绝大部分。我和小樊几乎只能靠过去攒的那点存款过日子。所以对用每一分钱都非常谨慎。很难想象：如果在毕业前把存款用光了将如何过日子。这也是为什么当学校宣布毕业要推迟一个月时，同学们高兴极了，觉得又可以多玩几天时，我却简直觉得像是晴天霹雳。不知道下个月该怎么过。小樊这时毫无怨言，和我一起咬着牙度过最艰难的时期。所以我在这一部分的最后写到：“四年的大学生活终于结束了！对我而言，无论从精力上或者从经济上，都是极其艰苦、极其难熬的四年。多亏了小樊，用她微薄的工资支撑起我们这个小家的一片天。”这是真的。
再次感谢你的留言。希望能多交流。
江育林
2019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