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去北京办理出国手续
噹、噹、噹，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一九八五年到了。
一九八四年是我的本命年。有人告诉我：人过本命年时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否则容易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听到这话，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太有道理了，我一定是太张扬。所以叫我出国，到了北京都会被赶回来。还是老老实实地等到一九八五年吧！
元旦刚过，北京的中科院外事局就来了电话。说我去德国的签证已经办好，可以出发了。马普给我安排了新的德语学习计划。不过由于时间安排方面的问题，慕尼黑的歌德学院安排不了，而是在距离慕尼黑有七十公里的小镇Murnau，那里有另外一个歌德学院。时间是从二月二十八日到六月二十八日学习四个月的德语。外事局要求我来北京一趟，要学习有关文件，还要自己去买机票，拿外汇等。哈哈，八五年真的是要转运了？
一月十四日，我再次出发来到北京。第二天，我到了中科院外事局。那里的小陈看到我，哈哈地笑了起来，把我的护照递给我：“这次是真的办好了，准备出国吧！”
接下来的几天，外事局给了我一大堆关于出国人员需要学习的文件：“本来是应当把出国人员集中起来办几天班，给你们好好讲讲的。现在就你一个人，你就自己看看吧。其中的注意事项一定要仔细看看。”我整整看了两天。除了几页和出国补助有关的文件外，大多数都和保密工作有关，特别是有关的保密条款。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国外谨慎一些确实是必要的。一方面有些事情确实需要保密，而且我们寄回国的信件常常发现被人拆开检查过，甚至被塞进一些宣传材料。同时，由于语言和各国对事物的理解不同，也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然后，外事局的小陈拿着一张支票给我：“你自己去买机票吧。再去中国银行取一百马克的外汇，就是给你救急用的备用金。我们只能给你这点零用钱了，到了那里再由马普给你生活费。歌德学院二月二十八号才开学，你不能去得太早，否则那几天你住酒店会住不起啊。另外，国际航班不是天天有的，所以你得仔细考虑一下去的路线。你可以从法兰克福转机，也可以从苏黎世或者巴黎转机，看怎么走时间能对得上。”我摇摇头：“不要紧，我大学同学在那里读博士，我可以在他那里挤着住几天。”小陈一听高兴了：“行，那就简单多了。你打算买几号的票自己决定吧。”我拿着支票到了航空售票处。卖国际机票的地方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那里非常安静。不到半个小时，一切就都办妥了。我买了二月二十三号从北京出发，经法兰克福转机去慕尼黑的机票。然后又去前门附近的中国银行，在柜台前站了半天，拿到一张花花绿绿的票子。我拿着它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勉强猜出那应当是张一百德国马克的钞票。心里暗暗地想：“即便这是一张假钞票，我也看不出来。”
把这些事办完后，我又回到外事局。小陈看到我一切都办妥，再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带着我到电报室，给中国驻德国波恩的大使馆发了一份加密电报。说中科院的江育林将于二月二十三日到达德国，准备经过四个月的德语学习后，到慕尼黑大学水生所执行关于草鱼出血病研究的中德国际合作项目。发完后，小陈笑着说：“行了，跟大使馆挂上号啦。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大使馆，他们今后如果要举行什么活动也会找你的。”我很紧张地问：“难道我还需要经常去波恩汇报工作吗？”小陈摇摇头：“不用。中国在慕尼黑的学生有好几百人，那里有学生会。他们每个月都会派人去一趟波恩的，你有事跟他们联系就行了。”啊，原来是这样，看来在慕尼黑可以见到很多中国人呀。晚上，我连忙打电话告诉在德国的陈应华。他高兴地说：“好啊，你放心好了。到那天我一定会来机场接你。你可以先在我那里住几天，到时候再去Murnau上学吧。”
还剩二天没什么事。上午，我特地去了一趟天安门，还看了毛主席纪念堂。纪念堂里非常安静，我随着队伍慢慢走过，毛主席的遗体看得很清楚，看得出是化了妆的，跟正常人的颜色一样。然后我还参观了人民大会堂。那时只要花五毛钱就能买一张参观劵。我好奇地在那里东张西望，每个省都有一个厅，里面有那个省的名画和一些摆设，很气派。
下午，我看到军事博物馆离招待所不远，去看看还来得及。以前在文革时去过一次，人山人海，什么都看不清楚。于是我吃了中饭就赶往那里。不料一进大厅，就看到有一面墙上写有彭德怀的“万言书”的全文。我不禁吃了一惊：我们批判彭德怀的万言书批了几十年。文革前，老百姓从来不怀疑报纸的绝对正确性，既然说是反党的，那就一定是反党的了。但有谁见过它长什么模样吗？我好奇地读了起来。原来其实就是他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也没有“万言”，不过三千多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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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３０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１８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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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封信，我不由得呆住了。写得多么好啊，怎么就成了反党的“万言书”了呢？我觉得既没有反党，也没有反祖国和人民，最多就是对毛主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批评。不是说毛主席有很宽阔的胸怀，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仅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吗？怎么就不能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人呢？
我呆呆地看着这封“反党”的万言书，站在那里好久好久才离开。
十八号那天，我先给Ahne教授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我的行程安排。并告诉他，我一到慕尼黑就会跟他联系，请放心。然后，我跑到王府井的百货商店，挑选了一些准备出国送人的礼品。其实送外宾的东西并不是越贵越好。他们一般都是希望带有中国特色的纪念品，特别是手工制品，这在西方国家是比较稀罕的。我看来看去，，买了一些真丝手绢和手绘的扇子，还有景泰蓝的手镯等。晚上，就踏上了回武汉的火车。
科学是从事实细节出发而得出结论并固化成理论。你以常人之心从彭德怀的字面上理解到“写得多好啊”。
政治是从立场出发去理解事实和细节。如果看你彭德怀不顺眼，就在你的文字里找毛病。毛就是这样的人。彭是不是这样的就不知道了。毕竟他们都是搞政治的。
回复：毛泽东死前连他自己都穷，但，死后却在改革的浪潮中用自己的木乃伊赚点块八毛的，实在可悲、“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