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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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进实验室
几天后，安顿得差不多了，我走进了实验室。
安排我工作的实验室在四楼，这里就是未来的“水生动物病重点实验室”了。其实在来深圳前，我已经到过这里几次，但今天我才仔细地打量这个实验室。实验室有二百多平米，分为四个房间，最后一个房间实际上又被隔出两个小房间来分别放置超速离心机和超低温冰箱。故也可以说是六个房间。建一个重点实验室的面积足够了。
实验室里安排了两个人跟我一起工作。经过交谈和仔细观察，才知道那个男的叫郑坚川，湛江海洋大学毕业。搞了十几年的鱼病，特别是细菌病，动手能力比较强，能独当一面。女的叫陈在贤，是集美兽医专科学校毕业。做过动物病毒和细胞方面的工作，动手能力也很强，而且很泼辣，在需要时甚至敢挽起袖子去捉猪。但又很细心，爱学习，做事情很主动。有点像李正秋，不过基础比她好很多，起码兽医的知识比较扎实。看来她适合跟着我搞病毒和细胞，而小郑搞细菌和寄生虫没有问题。另外还配了一个工人杨锦舜，专门负责实验的准备和清理等方面的后勤服务。这个小女孩工作起来也比较踏实。这样看来，深圳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首先，从人力安排上看，比原来水生所病毒组的力量要强。第二，虽然实验室目前看来还缺乏一些必要的设备，现有的一些设备虽然很贵很好，但不太适用于鱼病试验。不过这个单位很有钱，只要有正当理由，买东西不是问题。这比在水生所天天算账，天天愁哪里搞钱要轻松得多，一点也不用我担心。第三，这里有个比较好的动物检疫实验室，也就是兽医实验室。很多仪器设备都是可以共用的，好多做法也是相通的。做细胞的所有条件都具备，只不过不知道鱼类细胞的特殊性而已，这可以慢慢教会他们。第四，我现在是以专家的身份来这里，说话有人听，大家都很认真听我的意见和安排。比起初到水生所时干活的阻力要小多了。因此在这里建立一个水生动物病的实验室不会很困难。
实验室的同事们：小陈和小郑
看到这些，我心里有了底，信心更足了。特别是小郑和小陈他们人非常好，对我也非常关心和热情。也许是领导们交代过的，只要我一动手做事，就马上过来看看，是否需要帮忙。下班后对我的生活也特别关心。和他们在一起做事，心里总是高高兴兴的。
刚进实验室才几天，局领导就过来对我说：“江老师，我们准备对实验室进行装修。把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都暂时放在三楼。你对实验室装修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一听高兴极了，这正是建立新实验室的好机会啊。我赶快把鱼病实验室进行了重新设计。把几个房间按照病毒、细菌、寄生虫、准备间和办公室进行了划分，并在实验室里设计了三个无菌室分别做细胞、病毒和细菌，把各个实验室的功能区进行了安排，这两百多平米的面积做一个鱼病实验室足够用了。同时，我还向财务处打了报告，要求购买生化培养箱、超净台、超低温冰箱和过滤器等一批设备。局里很快批下来九万元，给我们做启动经费和购买设备。嘿嘿，这个单位好有钱啊！这样，等一个多月后实验室装修好了，设备也到位了，我们就能开展工作啦！真的很顺啊。
九六年建立的水生动物病重点实验室分布图
内容简介
图书目录
书籍信息
著者：陈宣良
编译者：
丛书名：
出版社： 上海人民
ISBN：9787208136359G.1781
版次：01版01次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页数：603
内容简介
以[连续性文明]为观点，在描述两千年中华帝国历史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华帝国文明，在以士阶级为中介粘合上层政权组织和下层血缘组织的全责组织社会结构下，源远流长的原因及其历史本质。[1]
作者简介
陈宣良，武汉大学哲学博士，萨特名著《存在的虚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最早的翻译者，西方哲学和哲学史研究者，著有《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等。现旅居法国。[1]
关键是这句话：“现在是以专家的身份来这里，说话有人听，大家都很认真听我的意见和安排。”
后面应该还有总结，比如说，主要是市场经济，比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好多了之类的。
首先要感谢网友不辞辛苦地把《我的回忆》逐步地挂在网上，并不断的给我收集大家的看法并转发给我。由于我现在在国内，不能直接看到回忆录发表的情况，只有等网友收集大家的意见用邮件发给我，我才能看到。请大家原谅。希望什么时候防火墙拆了，我能直接跟大家对话。
关于钱学森对气功的讲话。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钱老以前说过违心的话，当时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说的。改革开放后说的话应当是出自内心的真话。至于是否正确，要由今后的研究来证明。气功确实有些无法解释的神奇之处。如果不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想我也决不会相信它。但一个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尊重事实是起码的素质。我必须承认确有这些事实发生。至于是什么科学原理留待别人来研究吧。我好像有点无从下手。当然，当时社会上也有些不可思议的说法，如意念能移动物体，意念能把勺子搞弯等等，我没有见过，所以也不相信。
关于我说“能平均分配的尽量平均，尽量减少差距。差距只是一种激励机制，主要起到的是精神鼓励作用，千万不能作为分配的原则。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积极起来的话，你就傻眼了：大家会感到干多干少一个样。”可能有的读者没有搞清楚我写这段是什么意思。
对于一个比较小的单位而言，比如只有不到十个人的实验室和只有几十个人的研究室，要把每个人都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仅仅靠物质鼓励的话。很可能最后的结果是大家得到的物质鼓励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大家都干得多和大家都干得少是一样的。激励机制就没有效果了。所以，物质鼓励的差距可以有，一定不能大。精神鼓励有时起到的作用真的比物质鼓励要大！每个人感到在这里确实有发展前途所产生的动力比发给他几百元奖金要大得多。
还有人提议；韦琪和李新新的故事需另写一两篇。《我的回忆》初稿完成时比现在要长。当时给回忆录里主要涉及的人看过，并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了删除和修改。大概总共删除了四万字左右。
美国的杨志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他和他夫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当然由于长期在国内和国外生活，各种想法肯定会有差距，但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比如：我想体会一下“踢美帝国主义的狗的感觉”，跳起来踢了他心爱的狗一脚，他肯定很生气，但也不过就是骂一声“神经病！”，仅此而已。
还有的读者提出其它的问题，在最后写我在深圳生活的第九部分《国门卫士》里都有提及。好像第八章快登完了吧？大家很快就能看到第九章了。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回忆》的关注，更感谢读者对其中内容提出的看法和疑问。这给我一个思考、修正的机会。不过，有读者提出关于出版的问题。我想我这东西在国内出版恐怕是不可能通过审查的，所以也没有这个奢望。能在国外这个网站上发发已经很知足了。希望大家继续给以关注和多提意见。谢谢！也祝愿大家在疫情中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江育林
2020年6月25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