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不管雨下了多久，雨后都将会有彩虹。版权所有，严禁转载。
“SVC事件”
一九九八年六月五日，刚刚过完五十岁生日，我兴冲冲地从武汉赶回深圳。今天是星期五，而且已到下午，就放松放松吧。于是我来到办公室想把事情稍稍处理一下，打算过了周末再好好工作。不料一件意外的事情完全打破了我的安排！
下班前夕，动检处的黄处长拿着一迭纸来到我的面前：“江老师，这是不是给你的传真？”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份三页纸的国际传真。上面写满英文，从上面看到有我的英文名字Jiang Yulin，知道是给我的。就拿过来了。
我仔细一看，是Barry教授从英国发过来的。他告诉我，昨天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没有得到回答，给农业部的国家协调员岑丰发的邮件也被退回。无奈之下，他只好给我发来传真，试图和我取得联系。
原来在前几天，英国农业部的检疫官从自北京金三鱼公司出口的锦鲤和金鱼中检测到SVC，并于五月二十八号得到最后确认。由于中国虽然养殖鲤鱼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从未报道过有SVC，在国际贸易上也一直当作是无SVC的地区。这个情况给英国很大的震动，认为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他们想通过农业部的国家协调员通报此事，谁知电报根本就无人接收。无奈之下想到了我，希望我能帮忙跟中国的有关部门取得联系，特别是希望能确认一下是在哪个或者哪几个渔场存在SVC。
看到这个电报，我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向国家局动检处作了紧急报告。但中国的机构办事效率很低，等国家局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才通知北京检疫局调查此事。再等到北京局的领导意识到这事的严重性后，才开始去寻找发病的渔场。此时已经到了六月中旬。而六月十日英国首席兽医官J.M.Scudamore就通过政府渠道正式通知国家局于局长“英国决定暂停从中国（包括香港）进口观赏鱼，直到查清SVC在中国的分布情况为止”。
看到这个通知，国家局感到事态有些严重了。英国有OIE的参考实验室，他们的决定对欧盟和世界各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如不尽快解决，中国面临的可能是被全面封杀。于是我一面以私人身份继续沟通中英双方检疫机关的联系渠道，同时立即出发前往北京，协助北京局对出口观赏鱼场作SVC调查取样和实验室诊断，试图尽快查清SVC来源及分布，评估风险，以便采取应变措施，争取尽快恢复金鱼出口。
我带着各种细胞和检测试剂，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检疫局。动检处的马处长在机场接我。他皱着眉头说：“英国检疫部门指明要找我了解情况，说检疫证书是我签的字。我哪里知道是什么情况！我倒霉呀！！头疼！！！”我哈哈大笑起来：“这就是中国和外国的差别啊。在中国，当官的签字，是权利的象征。而在外国，有能力承担责任的人才签字，谁签字谁就负责。所以他们就抓住你不放。”
晚上，北京局的耿局长请我们吃饭。点的菜里面有一盘红烧猪大肠。马贵平吃了一口，摇摇头说：“不好吃，洗得太干净了，一点草味道也没有。”我不禁楞住了：吃猪肠子要有草味道？简直是匪夷所思！耿局长笑着说：“你别理他，他现在心情不好。”大伙都笑了起来。
我们立刻组织人员展开调查。从六月十号到三十号，马处长带着我们几个人，对北京和天津地区的十几个渔场一一进行回顾性调查。我们首先从和金三鱼公司有关的观赏渔场着手，并取样本带回实验室检测。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对五百八十二条鱼进行了病毒分离，没有发现SVC。考虑到当时水温已经上升到二十五度以上很久，病毒可能已经检测不到了。又对七十条较大的鱼抽血进行了SVC抗体检测，结果也没有发现有SVC的迹象。我赶快起草了一份调查报告，于七月六日向Barry教授，不，应当叫英国农业部的首席顾问，通报了结果，解释没有检测到的可能原因是气温过高，已经超过了监测的最适季节。希望他能从中努力，争取解除向英国出口观赏鱼的禁令。第二天，Barry教授以个人名义复信：对中方能在三周内拿出调查报告表示欣赏，认为报告“十分清楚和可信”。并告知我们：六月四日，中国又有一批金鱼出口到英国，经严格检疫后结果为阴性，因此认可报告对结果的分析，表示可以开始考虑从实施监管的渔场恢复出口金鱼。我松了一口气，返回了深圳。
可是到八月七日，英国方面突然决定：“根据目前情况，只能允许已经连续检测SVC两年以上的渔场出口观赏鱼。”由于我国仅有北京地区少数几个渔场做过一年多的SVC监测，因此实际上等于是暂停从中国进口观赏鱼。这一决定立即引起连锁反应，欧盟各国，还有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相继宣布暂停从中国进口观赏鱼。我国的观赏鱼出口就这样被完全封杀。
形势对我国非常不利。中国一下子失掉了很多订单。如广东金涛公司出口锦鲤去日本的一份两亿日元的订单一下子就没有了。北京有的出口观赏渔场没有收入，无法支撑，开始裁减工人。中国希望能恢复出口，但英国希望能找到SVC来自哪里，或者能对出口渔场进行长期连续的监测，以便能有把握地确定出口的鱼是安全的。然而这一下子难以做到，这就形成了僵局。这个局面对进口国没有什么，他们可以改从其他国家进口鱼，显然对中国非常不利。
僵持局面持续了三个月。十月，Barry教授给我来信，希望能恢复对话，解决问题。并提出了能否来华访问的设想。希望能在访问期间对渔场的监管能力和实验室的检测能力进行考察，看能否确定一些无SVC的渔场。同时希望能明确划分北京地区流行SVC的范围，然后才能考虑恢复向英国出口。他很婉转地指出，从外交和程序上讲，他无法写这封信。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需要由中国发出邀请，而不是仅仅说同意他的建议。看到这封信我考虑再三，提出在中国划定SVC“监测区”以释放其它地区的建议，以期尽快恢复出口观赏鱼。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国家局。他们认为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国际观赏鱼协会主席Mick Seaby先生为了促进观赏鱼国际贸易，开始出面斡旋。他与英国农渔食品部以及检疫机关联系后，通过广东的东海水族公司向我试探，希望能跟我对话，打破僵局，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SVC事件的方案。十月二十三日，他正式来信，提出希望能跟我在深圳见一面。于是在十一月三日，Mick先生借去泰国开会的机会，专程从曼谷飞到深圳来跟我对话。他参观了我们的水生动物病重点实验室，考察了实验室的技术水平和检验能力，并与我就观赏鱼SVC检疫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谈话。
午饭后，他问我：“你认为在中国可以进行区带划分吗？”我说：“从原则上说，我是赞同的。关键是根据什么原则划分，怎样划分。你有什么建议吗？”他拿过中国地图看了看，抬起头看着我说：“以长江为界怎样？长江以南气温很高，肯定不会有SVC流行的。”我大吃一惊，连忙摆摆手：“那怎么行，把大半个中国都划成疫区了。你看，在长江和北京之间至少还有条黄河啊。黄河每年有几个月连水都没有，完全能进行天然的隔离。”他点点头说：“有道理，那以黄河为界怎么样？”“那也不合适。”我又摆摆手：“黄河以北有广大的西北地区，还有个东北地区。这些都离北京地区有上千公里，那些地区的观赏鱼场不可能受到北京影响的。”我接着向他解释说：“SPS协议虽说过，为了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实施动植物检疫是必需的。但更强调检疫对贸易的不利影响要降到最低程度，不应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Mike先生耸了耸肩膀，很坦率地说：“我对区带划分的原则不是很熟悉，而且我说了也没有用。但只要大家都同意这个原则，就有解决问题的希望。这样好了，我把你的意见带到英国农业部去，你们之间来协商行吗？”下午，他就赶回了香港。
这次谈话，实际上是经过中、英双方官方同意后以非官方身份进行的初步接触，所以双方都密切注视着这次谈话的结果。
国家局正在为计划内没有事先安排Barry来访的经费而发愁。这时，国内几个比较大的观赏鱼公司经过协商，也向国家局提出请英国派人来谈判解决问题，并愿意为这次谈判提供必要的费用。经费解决了。经过协商，国家局同意了Barry教授来华的方案，向英国农业部发出了正式邀请。大家立刻开始忙碌起来。我又赶到北京，做会谈和接待方面的准备工作。
几经周折，终于成行啦！十二月六日至十二日，Barry 教授以英国农渔食品部鱼病首席顾问的身份对我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
他先到了北京。第一天，我们在一起座谈。Barry 教授详细介绍了SVC的发现经过。这时我们才知道：从今年五月起，英方的口岸就发现从北京来的观赏鱼好像不太正常，并于五月十四日和二十一日分别取了样品进行检测，发现感染了SVC病毒。当他们向农业部报告此事时，Barry教授根本就不相信，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SVC的报道。直到五月二十八日，他派人到口岸亲自参加抽样检测，并全程录像，最后仍然能从那些鱼里分离到SVC病毒，才感到事情严重。同时经过基因比对，发现病毒跟英国的毒株不一样，而是跟美国分离到的所谓SVC“中国株”一样，能确认是从中国来的，这才对我们发出了通知。
听到这个介绍，我也实事求是地说：“根据这些结果，我们同意你的结论，这些SVC病毒是来自中国。不过我对你们把这个毒株叫做中国株是有看法的。这个病毒仅仅只在中国发现有吗？最先是在哪里发现的？为什么要强调是中国株呢？”
听到我的话，Baryy教授连忙解释：“是的，我们也意识到这个提法不妥。我们会改正这个提法的。”果然几个月后，他就在OIE和其他国际场合把“中国株”改成了“亚洲株”，并一直沿用下来。
随后，我们请他考察了北京地区的西店渔场（该渔场是英方检到SVC的那箱鱼的所在渔场）、北京宫廷金鱼有限公司的中转渔场和文化营渔场，参观了北京动植物检疫局的鱼病实验室，了解北京局关于SVC监测的采样、检测和签发出口检疫证书全过程、查看实验记录，见到了有关人员，了解北京局对渔场监管情况。Barry了解到，北京是个非常干旱缺水的地方。渔场几乎没有废水排除，所以经过水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极小。也就是说，病毒的传播主要是由于人为引种传播，这样风险要好控制得多。他也觉得情况似乎没有那么严重。
Barry教授参观渔场 和Barry教授在中国会谈
几天后，我们准备前往深圳。Barry教授拍着我的肩膀说：“江，我要去看看你的实验室啦！”我高兴地说：“欢迎啊，我家也在实验室旁边，欢迎你也来我家作客。”
出发之前，我以为这些行程是由国家局安排的，而国家局以为我已经通知了深圳，结果是谁也没有通知。等我们晚上到了深圳机场，看到没有人来接我们，这才发现是搞岔了。我连忙把Barry教授带到一旁喝啤酒，同时跟深圳局办公室联系赶快派车，直到半夜才把Barry教授安排到迎宾馆。
第二天，Barry教授参观了我们的水生动物病重点实验室，对我们检测SVC的能力和水平表示非常满意。后来在他写给英国农业部的报告中称：“这个实验室已经达到了参考实验室的水平，他们的结果是可信的。” 接下来，还带他参观了位于广东省的东海水族公司和广州金涛公司的渔场。这在国内算是比较大，也是管理得比较正规的养殖场了。
在Barry教授参观和考察的同时，我们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最后达成共识：把北京地区划为SVC监测区。其它地区则划为无SVC地区，可以考虑恢复对英国出口。我们都对此感到高兴。问题总算要解决了。
然而，Barry教授回国后没有任何信息反馈回来，如石沉大海。我们的心又被吊到了嗓子眼：是否又发生了什么变故？
很快到了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六日，我去泰国曼谷参加NACA举行的第二次地区专家组会议。一到那里，我立刻去找Barry教授，他此刻是技术服务组的专家。我们一见面，几乎是同时质问对方：“怎么你们政府对SVC事件一点反应也没有？”Barry见状马上从皮包里拿出英国农业部一月二十日发给我国检疫局的正式回函的传真底稿。传真中原则上同意中国的建议，但要求把SVC监测区的范围划清楚。我仔细一看，马上发现传真的号码有误。原来此时正值中国的机构调整，我们面临着“三检合一”。动植物检疫局已经从农业部分离出来，和卫检和商检合并，所以被农业部“赶”了出来。地址变了，电话和传真号码自然也变了。而英方还是用的旧号码发出传真，当然就收不到了。
我指着那个传真号对他说：“这个号码不对啊！看来中英双方都有些误会了。需要赶快解释一下。不然会造成隔阂，那样就麻烦了。”Barry教授也有点紧张：“是啊，我们那边的头也正在生气呢。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叫他们再重新发一遍传真好了。”
看到这个情况，我对他说：“这样来回折腾太浪费时间了。不就是要划监测区的范围吗？我们两个就在这里画行不行？否则你还得去一趟中国，或者我们还得派人去一趟英国。什么时候才能解决？”
Barry教授看着我，想了很久，最后点点头说：“我们来试试吧。你先画个图出来，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我找到一份中国地图。把京津地区用白纸描了下来，并在上面注明河流和水库的位置。然后在北京和天津地区画了一个圈，注明“监测区”。Barry教授戴着老花眼镜，仔细地跟中国地图核对了半天。指着一条直线问我：“这是什么？”我一看是京杭大运河，就对他说：“这是一条古代的人工运河。里面不养鱼的。而且你来北京也看见了，那里非常干旱，渔场根本就没有水排出来，不可能污染环境。SVC病毒的传播只能靠人为引种传播。”他点点头说：“嗯，那倒是真的。好吧，我们各自把这张图送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去，看他们有什么意见。”
画定的“SVC”监测区地图
“我立刻跑到NACA总部，对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我有紧急事情要和国内通话和发传真，要借用一下你们的电话和传真机！”我立即拨通了国家局动检处的电话。王新武接的电话。我把情况简要地说了一下，希望他能尽快转告领导，并尽快把意见反馈给我。小王看到我发过来的界定SVC监测区的地图，不由得笑了起来：“你就画了这么一点范围啊，太好啦！我们还担心画的地区太大会影响出口呢。夏司长要去英国谈判，可能已经上飞机了。我们会把这个信息转告他，这个太重要了！”
后面的事情就是听说的了。夏司长在去英国的途中，在飞机上收到了这份地图。一到希思罗机场，英方的官员在迎接时就抱歉地告诉他，由于传真号码有误，消息没能及时沟通。为了避免误会，他们画了一个监测区的初稿，想听听中方的意见。其实夏司长早就知道了，他接过地图说：“我带回去考虑一下。”
后面形势的发展就非常顺利了。二月十五日，国家局正式批准了我跟Barry教授商定的监测区界定方案，正式将画有“监测区”的地图发往英国。二月十九日，英方正式答复：完全同意Barry教授在中国谈判时的建议，可以恢复中国除了监测区外的其余全部地区的观赏鱼向英国出口。而监测区内的鱼场只要经过两年以上监测没有感染SVC病毒也可以出口。这就意味着几乎是全部解禁了。二月二十四日，英国农渔部兽医官把这一决定正式通知欧盟各国，对中国观赏鱼封锁的禁令宣布解除。国际观赏鱼协会也向各成员国转达了这一重要信息，并专门在一九九九年二月的国际观赏鱼协会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明此事。中国的观赏鱼出口全面恢复。
“SVC事件”终于得到解决！这是中国在水产品国际贸易中遭遇到的一次重要事件。检疫部门和出口商，以及养殖户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检疫局开始意识到“区带划分”的好处：如果把每个出口渔场都进行注册、管理和监测，使之成为一个个小的“区带”。一旦某个渔场发现有病，就立即控制起来，而不会影响其它渔场的出口贸易。对控制疾病，促进贸易是非常有利的。
三月四日，国家局召集各口岸的有关专家和渔场的有关人员在北京开会，打算起草一个管理办法。我下午赶到会场时，大家已经讨论半天了。看到我来了，大家一拥而上，叫我讲讲怎么跟英国方面交涉的。我就把在泰国开会时发生的事情讲给他们听。动植司的俞副司长听后，笑着对大家说：“江老师在SVC事件中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大家都鼓起掌来。我心里别提多高兴啦，这掌声就是对我最高的评价了。
晚上吃饭时，李处长坐在我旁边。他看看我，想说什么，但又忍住了。我看着他问道：“有什么事吗？”他略有所思地说：“江老师，你想过没有，你是没有得到国家授权去跟Barry教授画界的。如果画好了国家不同意，你打算怎么办？”我确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思索了一下回答说：“我觉得我已经尽我所能把这个监测区画得最小了。如果还不满意，检疫局可以说我不能代表中国，另外再跟英方谈判啊。这就是先私人沟通的好处，有一个回旋的余地呀。这样不好吗？”李处长不置可否地笑了，显然他想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经过努力，年底国家局出台了九号令《出口观赏鱼检疫管理办法》。宣布对所有的出口渔场进行注册登记，并实行每年两次的监测制度。而出口公司和养殖场也深深体会到信用的重要性，成立了观赏鱼协会进行互相监督和自律，同时抓紧这个大好时机出口观赏鱼。这一年的观赏鱼出口不但补上了去年因SVC事件造成的损失，还超过了历年来的水平。大家都在挫折中学习和前进！
江先生完全是从行业规范及病毒学原理的角度给中国外贸争取了最大的利益。但是从政治的角度，他这么做是越权行为。
等下我们再看看，最后谁顶缸。
“李处长不置可否地笑了，显然他想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是个越权行为。不是技术问题。
是个越权行为。不是技术问题。
不过穿的制服也太不合身了，感觉大了两号，颇有喜感！
非常感谢各位读者对《我的回忆》所发表的意见和看法。特别感谢LeoInSJ先生给我纠正了不少文章中的拼写错误和印刷错误。以前也有不少读者给我指出了一些错误。我都一一核对后进行了修正。也希望能给我提出更多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读者对《我的回忆》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有些涉及到政治事件，就不好多说了。只好说说跟政治没什么关系的事情了。
看来LeoInSJ先生对小妹的未来很感兴趣。遗憾的是我也不清楚。所以在文章后面没有交代，不好瞎猜测。不过可以告诉的是，小妹当时是不是周围一带最漂亮的女孩我不敢确定，但至少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乏追她的男孩子。另外，在她刚被招工到荆襄磷矿当司机的那一年，我们的关系还是挺好的。她只要到了武汉就到我家来，全家都对她很好，她也感到很快乐。只是到年底开始有些变化，到春节再见面时就不是原来那回事了。这些在我的回忆录中都有很详细的描述。至于分手的原因，她没有说，我想即便说了也未必是实话。 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结婚一年后遇到她的正在生孩子的同事，知道她还没有结婚，似乎是准备结婚。她说得吞吞吐吐，我也不便细问。
关于我文革初期长征经过的“南昌”究竟是南昌市还是南昌县的问题，很早前也有读者问过。由于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南昌，我也不知道是南昌县还是南昌市。唯一能确定的是在笔记本中写到：“（1967年1月20日）……火车走到向塘西站，停留数小时仍不能开，遂步行一个多小时走进南昌城。住铁路子弟中学。”。有兴趣者可以查查这个子弟中学在哪里，我就到那里了。
关于发现甲鱼红脖子病的病原是一种虹彩病毒后如何治疗的问题。病毒病一般都只能预防，治疗是没有什么有效药物的。最好的措施就是用疫苗。不过水生动物跟人不同的是，由于养殖者着眼的是群体，所以减少损失的方法还是有的。如打开充氧机，停止喂食，及时捞出病死的甲鱼，喂一些免疫增强剂等等，能叫甲鱼少死一些，这个能做得到。如果具体拿来一只病了的甲鱼要给它治疗，恐怕比较困难。给水生动物治病是很麻烦的。例如鱼今天死了，会沉到水底，第二天才会浮起来让你看到。如果谁告诉你他有药能叫鱼第二天就不死，那绝对是个骗子！因为第二天飘在水面的死鱼是今天死的。
啊，真羡慕你们在国外能随时随地的交流。我在国内根本就看不到你们的留言。多亏了方先生不辞辛苦地隔三差五把大家都意见收集起来通过邮件发给我。才有机会看到这些。谢谢大家！也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和大家交流。
江育林
2020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