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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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滦南搞虾病调查
九月十一日，我乘飞机从武汉来到北京，找到FAO 的驻中国办事处。我推门进去一看，里面有不少人，大家都在那里忙忙碌碌的，也不知道在忙什么。我拿出传真给他们看。一个中年男子很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啊啊，江教授，欢迎欢迎！”接着把我带到一张桌子旁边，让我坐下:“抱歉啊，真不知道你在国际上还这么有名气。我们向FAO总部要求派专家去滦南调查虾病，他们说你们国内就有专家，还告诉了你的联系方法，我们才知道。真好！”接着他向我介绍了滦南那个示范基地的情况。他说：“这个基地今年的生产情况不是很好。养殖的对虾前两个月死得很厉害，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你去的任务，就是对那里发病的情况作些了解，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写一个报告交给我们就行了。你只对我们负责，不和当地发生关系。他们的责任就是安排你在那里的生活，一切费用由他们管，然后由我们跟他们结账。总之没有任何地方由你付钱。”
听到这些情况，我明白了：对虾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我不过是去看看，分析一下原因，写个报告而已，和疾病控制没有关系。于是就问:“时间上有什么要求吗？”他摇摇头说：“没有，大概一周到十天差不多了吧？如果你觉得不够，长一点也可以。你自己决定吧。”我笑笑说：“应当够了。行，我知道了，到时候交给你们一份调查报告好了。”他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好，那我就放心了。我跟滦南县的人打电话，叫他们明天派车来接你。你上午九点多来这里吧，我把你介绍给他们。”
第二天上午，我再次来到FAO的办事处，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已经停在门口。办事人员给我介绍他是滦南县的什么官员，我也没听清楚。只见那人板着脸跟我握了握手说：“那就上车吧。”
一路上我坐在后面，那人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一言不发。一直快到中午，车子停在路边一个餐馆前面，那人才下车朝我招招手：“吃饭吧。”
在吃饭时，那人看着我，好像犹豫了半天才问我：“你来这里打算做些什么？”我不禁感到有些奇怪，就问他：“FAO驻北京办事处的人没有告诉你吗？不是说示范基地的虾死得很严重，叫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吗？我当然是要去虾场进行调查啊。”那人“喔”了一声，我反问他：“那你认为我该做些什么事情呢？”那人不置可否地说：“就按你的想法做吧。”司机在一旁插了一句：“他是我们管农业的副县长。”“嗯？”我也不置可否地看着他。
下午到了滦南，他们把我送到一个饭店：“这原来是县招待所，现在成了酒店，你就住在这里吧。虾场离这里不远，你可以走去。这样安排行不行？”
就这样，从九月十二日到达虾场，到二十日回到北京。这九天中除了那个副县长中途来过一次，问我打算什么时候走，再没有任何一个人过来跟我联系。那几天唯一和我打交道的人就是虾场的场长和技术员。好在我也没有什么要求，有地方吃饭睡觉就够了。
我在虾场看了几天，觉得管理得不是很好。反正就是拿了FAO的钱，建个虾场糊弄糊弄而已。似乎谁也不把它放在心上，到处是一片冷冷清清的样子。好在FAO在建场时就明确规定：所有的记录必须完整。既然拿了别人的钱，这点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所以场里的技术员倒是把水温，虾的发病情况，死亡数量，处理措施等都记得清清楚楚。虽然我来这里时什么都看不到了，但从记录数据就能看到，由于管理不善，进来的养殖用水没有严格消毒，把病毒从外面带了进来。在养殖过程中，也没有认真采取隔离措施，导致病毒到处扩散，使整个虾场都被病毒污染而发病，造成严重损失。于是，我根据这些数据，写了一篇分析报告。并按照要求把它翻译成英文，以便上交FAO。
在后来的几天，我抽空去县城里看了看。滦南县是个小镇，只是八十年代养虾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对虾疾病大流行前还算是个很富裕的地方。据说那时候除了抢银行和贩毒，就数养虾来钱快了。然而，那时的养虾模式是掠夺式的，采取的是破坏环境的养殖方式。所以几年后，环境恶化，养虾就因白斑病爆发而风光不再。到处都显得冷冷清清，只是在几个大酒楼或不知道是什么建筑上流露出曾经财大气粗的痕迹。
我每天上半天在虾场进行调查，核实数据，下午就回招待所写材料。这个招待所条件很差。开始是没有开水，说是炉子坏了，要修理。过两天连洗澡的热水也没有了，据说也是什么东西坏了。再后来两天连冷水也没有了，说是要改造管道。我问坐在那里聊天的两个小女孩服务员：“你们这个招待所条件怎么这么差？”小女孩睁大眼睛说：“我们这里现在不是招待所，是四星级的酒店啊！”我不禁笑了起来：“四星级？谁给你们定的？”小女孩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县长定的啊！”看来这里的领导一定觉得自己是土皇帝，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的一切都理所当然地要由他来决定。他说这个“酒店”是四星级的，就一定要是四星级的了。听到这话，我不由得摇摇头，不再跟他们说了。
这里的中饭和晚饭都在食堂吃。服务员端出一大盆饭放在食堂的饭桌上，再端上一盆炒大白菜，客人就直接去盛饭了。好像也没有几个客人，大多数是食堂和招待所的服务员。一天中午，我正坐在餐桌旁吃饭，从厨房里走出来一个满脸横肉的人，一边走一边吃。他走到那盆饭面前，就把没吃完的小半碗饭倒进饭盆里，还把筷子往里面搅了几下，准备离开。我感到恶心极了，就对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讲卫生，把自己吃剩的饭倒在这么大一盆饭里面？”谁知他把眼睛一瞪，叉着腰朝我吼起来：“我就这样，怎么样？想挨打？”啊呀，这哪里是县政府，简直就是个黑社会！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把碗筷往桌子上一推，一言不发地从食堂里走了出去。
九天很快就过去了。二十号清早，我提着行李走出这个“四星级”的招待所，搭上一辆长途汽车赶回北京。这天是周五，周末两天FAO办事处没人上班。我如果今天不能把事情办完，那就得在北京多留两天。一进办事处，办事人员就招呼我：“回来了。辛苦啊！”接着很小心地问我：“你在那里住什么地方？你一走县里就来找我们要钱，说是要七百元一天，什么地方这么贵呀！”我啼笑皆非地说：“那是县招待所，据说是四星级的。但是没有开水，没有热水，后来连冷水也没有了。我已经几天没洗澡了。”那人听说这样，也无可奈何地说：“嘿嘿，碰见地头蛇了啊，把他们也没有办法!”他问：“你想在北京呆几天吗？要不要给你安排住宿？”我早就想回去了。不知道小樊到深圳没有，安排得怎样，集装箱到了吗？我恨不得马上飞回深圳，就摇了摇头说:“我想下午就回深圳。”他看了看我：“也行啊。不过你得自己去机场买票，能不能买到票就要看运气了。到时候你把机票寄回来报销吧。”
我马上赶到机场。临近国庆，又是下午，回深圳的机票全部卖光了，就连去广州的机票也只剩下最后一张头等舱的机票。我紧张极了，赶快给FAO办事处的打电话询问。那人叹了一口气说：“怎么办呢，你就买了吧。只当是你在北京住了两天。”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是我第一次坐头等舱。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座位宽一些，扶手也宽一些。对我们这些小个子而言，我看差不多。
飞机起飞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透过窗户，看到漆黑的大地上露着星星点点的亮光。我不由得想到滦南县。其实对我这次工作，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做做调查，写个报告而已，不过是小菜一碟。倒是县招待所里那帮人的无知、野蛮和霸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相信那帮人不会是农村的普通老百姓。一定是跟县太爷们有七大姑八大舅的联系，否则绝对不会这样横蛮。我不由得想到那里的老百姓，他们的日子会是怎样的？我幸亏还是“北京派来的”，如果是一个农村的老百姓到了县招待所，遇到我这样的情况，会受到什么待遇？啊！都解放快半个世纪了，这里的农村怎么还是像黑社会一样？想着想着，不由得睡着了。
等我下了飞机再赶汽车，到深圳时已是快到半夜。当我走进动检局的大院时，心里特别高兴：哈哈，我终于回来啦！
不知道此时江老师的父亲还健在否。记得两个姐姐和弟弟因为文革去了外地，不知道后来回武汉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