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社会人权只能靠斗争取得

在阶级社会人权只能靠斗争取得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人权必须靠争取得来。毛泽东“人赋人权”思想既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又体现出鲜明的群众性。人权内容涉及面很广，但作为一个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特别强调人的个性解放与全面发展。

众所周知，青年毛泽东曾接受过当时中国流行的许多西方政治思想，在人权观上一度还深受“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就转而树立了“人赋人权”的思想，以后有过许多相关的精辟论述。认真研究毛泽东“人赋人权”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赋人权”表明，人权的取得在人不在“天”。

作为一种理论，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观由来已久，系针对神授王权而言的，它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进步意义。但是，它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其理论基础是抽象的人性论，理论内核是“自然权利说”。

“天赋人权”说，仅从常识上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如果说“天”是上帝，常识告诉我们，时空中根本不存在上帝这个实体，当然就不可能存在上帝赋予的权利。

另一方面，如果说“天”是自然，常识同样告诉我们，自然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却不是自觉的主体，因而同样也不可能赋任何人予任何权利。

因此，“天赋人权”说，不管这个“天”是上帝还是自然，都是不能成立的。

卢梭堪称“天赋人权”说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有关的基本论点具见《社会契约论》一书的第一卷。这些基本论点并未展开深入的发挥，而且本质上全属形而上学的先天观念，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实的佐证。比如，该书开宗明义就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所以人就应该打碎自己的枷锁，夺回来自己已被剥夺了的权利。即使是卢梭本人都承认，所有这一切观点全都是想当然耳，是一种无须加以实证的唯心想象。所以他声明：“我是探讨权利和理性，而不是争论事实。”而这恰恰是“自然权利说”的致命理论缺陷所在。

与资产阶级的人权观不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了“人赋人权”思想。

关于“人赋人权”思想，毛泽东曾有过许多的精辟论述。

1945年8月毛泽东说：“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呢?’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呢?”

1965年12月毛泽东又说：“什么‘天赋人权’?  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  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毛泽东批判“天赋人权”，认为人权的取得在人不在“天”，从理论上讲理由在于：

第一，这一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人的权利虽则是天然的，但是国家、政权、社会、风尚、秩序等等却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这一点是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的基本区别所在。凡是人为的东西，就必须经过人的同意，而这里的人只能是“人民群众”。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群众史观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既然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那么在历史中所形成的财富、民主、自由和权利理应由人民群众享有。这一点，在毛泽东很多著述中都有所涉及。

第二，这一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为基础的。人权既然是人的权利，就只能从人自身寻找存在的根据。人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最基础最原初地表现为人的社会劳动。个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本质决定人权，最基础地可能理解为，人权决定于人的社会劳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在《神圣家族》中就充分肯定了黑格尔关于人权是历史的产物的观点，他们说：“黑格尔曾经说过，‘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他们进而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进行了批判，指出人权是由人的本质决定，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任何权利都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孤立地存在。

第三，这一思想是中国人民追求现实人权的体现。“人赋人权”的出发点和现实目的，就是为了唤起中国广大人民不要再做奴隶、不要再当牛马，而要挺起腰杆做人，维护自己的尊严、捍卫自己的权利。正如1938年7月，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所说的那样：“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内，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这也是毛泽东一生都在奋斗和追求的最终动力。

“人赋人权”表明，在阶级社会人权只能靠斗争取得。

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提出“天赋人权”，鼓吹他们的人权是“普遍的人权”、“超阶级的人权”。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占有，资产阶级以“天赋人权”、“个性解放”为主要口号，其实质是为了确保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的权利。事实上，就是宣扬“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他们所享有的一切人权既不是上天所赋予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艰苦的斗争所争来的。

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艰辛、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多次反复、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妥协的见证物，这一切无不说明人权的来之不易。

人权既然是“人赋”而非“天赋”，那么，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自由和权利呢?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它们都是具体的，属于一定阶级的。”

毛泽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他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

所以，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权不可能天赋，要靠斗争得来。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人权必须靠争取得来。

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只能自己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的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向强权求人权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激烈的;   二是温和的。

毛泽东最初也有过“爱的呓语”，主张“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以无血的革命，减少权利实现的代价。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领导了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

驱张等人权实验失败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多的接触之后，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时他认为和平的主张，在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却不能有效地为人民争来人权。“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

温和的方法行不通，就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手段。

革命时期，在城市，毛泽东告诉工人们学会使用“阶级斗争”这个武器，争取自己的应有权利，并为安源煤矿工人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罢工口号。

在乡村，毛泽东发动农民及农村妇女起来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带领农民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平均地权”等口号。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颁布各种法律、法规，一面不断扩大人权，一面保障已得的人权。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努力建立、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所有中国人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的人权和国家的主权。

抗战胜利后，为了避免中国人民再次陷入战争的灾难之中，保护人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毛泽东力争用和平的办法建立新中国，在和平的方法不能达到的前提下，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法，不放弃用战争的方法去争取真正的和平、民主、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直接地提出了“人赋人权”的命题，依靠巩固的政权来保障和改善人权。

文革中，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坚持继续革命，因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必须用阶级斗争来防止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

然而，许多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不到这一严重危机，自以为工农兵们掌权了，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

当毛泽东逝世后，没有人“看老百姓群众的脸色行事了“。不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这些掌权的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伙同右派分子要自己“先富了“。于是工人下岗了。农民成农民工了。走资派伙同右派分子们都成资本家权贵阶级了。

走资派四十多年的社会实践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更证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阶级和阶级斗争间的贪富差距越来越大，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反证了当年《文革》是对的，是必须的。《文革》的正面教育，走资派右派分子们的反面教育，对工农兵及其一切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后来者们都是经验教训。

在阶级社会中，低层人士如工农兵和人民群众的人权只能靠自己去斗争中才能取得自己应有的人权。

[yongbing1993]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好下场








毛泽东：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

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

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

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附：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珮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那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yongbing1993]

儒家文化就是官僚贪腐文化之源





中国的儒家文化也就是中国官僚贪腐文化之源。儒家文化也严重的影响导致中国文化属于一种内敛，停滞，不会自我更新发展的文化。如无外来文化力量的强加或入侵，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也不会有丝毫的社会进步，只是循环式的改朝换代。

历史上，无论是孔儒的丧家犬，汉儒的看家犬，宋儒的道学犬，还是明儒的疯犬，他们所主要维护的贵族权，皇权以及儒术独尊权，道德评判权虽各有所侧重，但以礼为核心的等级制，血缘为中心的伦理观和文人的道德评判权是一成不变的。

由于儒学的低级奴性，无法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第一次对中华文化大的冲击是佛教的传入。在儒佛的斗争中，基本势均力敌各有优势。儒适合皇权官僚统治，儒和士大夫天然联系在一起，佛教要求人们忍受现世的统治，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当然佛教为迎合儒教，简化了教义和修行方法。

儒家缺乏追求彼岸世界的终极理论和修养方法。佛教太盛则影响兵源和财源。由于佛道的冲击，在宋代出现了理学。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非武力的。佛教给中国人带来了缘分，忍受，来世。但同时放弃了逻辑的必然，现世的斗争性。

但到了鸦片战争，西方文化裹胁着武力对中华文化进行了大肆的冲击，中国的士大夫进行了毫无意义的抵抗，中国的文化则在军刀之下进行着艰难无奈的变革。有声称“舍礼无道德，舍礼无政事”。“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冠履不可倒置”的曾国藩，有号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曾张二人是封建礼教维护者中的优秀代表，曾国藩巧妙的将太平天国所宣讲的民族矛盾转化为礼教的存废，进而和儒生的个人利益相结合，团结了整个文化阶层镇压太平天国。

然而仅仅半个世纪后，在读书人中对礼教的认识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张之洞希望通过固守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引进西方文明中的技术教育和科学教育来挽救封建道统统治。同盟会的黄兴曾说要给张之洞颁发一枚百吨黄金做的勋章，因张用官费送出的3000名留日学生半数成为革命者，张之洞建造的汉阳枪炮厂为革命准备了充足的武器。

其后的戊戌变法，试图实现君主立宪，除器物的学习外，也试图制度上模仿，在五四运动又提出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历史发展到今天，如果回顾五四，审视今天的国际形势，不难发现五四的深度不够，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五四运动的局限在于五四运动把目光仅仅聚集在科学和民主上，没有提倡真理文化和信仰问题，民主和科学仍然属于器物方面，所谓科学的尽头是宗教，真正主宰科学和民主的仍然是文化，思维方式和信仰。如果对当今中国的科研体制以及院士评选经费分配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今天中国追求科学的效果和形式仍然面临是在官僚伦理贪腐文化，还是民主真理文化指导下进行的问题。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其实质仍然是《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所谓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区别另一个民族的主要标志，承载的是民族精神与灵魂。一国或一民族长期积淀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心理习惯等。中国的文化传统其实应当分为属于庙堂的官僚士大夫道统文化和属于民间乡土社会的孝道文化，中国县以下是乡绅治理，他们分别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三亩地一头牛，妻贤子孝。也有少量附属于他们的落魄文人的老庄文化（风月酒色或禅宗）和江湖文化（行侠仗义），这不难看出，中国人的心灵和大脑理解宗教世界是多么难。中国有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土壤，但是和超自然主义绝缘。中国的庙堂文化的代表是以儒家的礼和德为伦理的官僚文化，法家则主宰中国的政治组织形式，道家是官场失意者的精神家园。

但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最为有价值的永恒的灵魂就是中国是中央之国，这个信念如同犹太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一样，应当成为中华民族之魂。是奋进不止，永不言败的动力之源。这个不能变，其它的都可以变革。

在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中，最灿烂，最有活力的是周朝家天下崩溃瓦解时的先秦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的诸侯国为竞争霸业，统一四海，因此他们基本上是采取以行耕战，不虚无，修水利，论军功为特点的奋发有为的竞争性事功文化，如管子，墨子，商鞅，兵家，法家等。所有这些文化虽然优秀，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功利性的术而非道对于与信仰的认识或倡导很弱或干脆没有，只能充当展示的动员令或管理文化。

只有墨家提出社会混乱的原因在于宗教的丧失和对天神崇拜的淡薄，提出天志信仰至上神，明鬼的人神沟通，非命的救赎理念和尚同的社会目标。当然选择墨家也不一定就走向信仰，理性，科学和民主，但选择了儒家就一定不会。

秦是为了称霸而战争，一旦战争结束，天下定后，变得无所追求，秦国并没有找到统一全国思想的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这是秦国短命的根本原因。

汉朝在汉武帝驱逐匈奴之后，没有太多的外部压力逐渐采取鼓吹恢复周礼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文化，汉以后的全面儒化使得儒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的伦理原则和价值标准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传统，反应到社会现实的就是尊卑有别的差序格局，和出人头地的人生志向。

因此中国的文化就有了儒家伦理文化和农耕文化的鲜明特点。中国的自然环境适合农耕社会，农耕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保守稳定热爱和平，农业经济的特点，春种秋收耽误不得，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不同于孕育草原文化，海盗文化的经济，牲畜到季节就会发情繁殖，不以人的行为而转移。

道德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宗教信仰，极其浅薄低级，功利实用，没有形而上的理想，学而优则仕充当官奴，以人的情感为价值判断标准，盛行“差序格局”，潜规则横行。否定神圣的未知和客观精神价值就等同于我的欲望就是道德，肯定了人对现实世界的功利追求是天道。因此几千年来福禄财寿，就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

没有上帝就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就不能斗私，提倡私心合理就没有理性公德，只有功利。没有宗教上帝或类似的超越性主宰，道德，真理，法律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商周之变的天人合一和天命王权，没有思想和灵魂意识只有俗世的功利和王权统一。

中国的政治文化一直处于在权术和政治手段方面研究和思考达到非常精致极其先进的法家和在国家，个人政治理想，社会契约，灵魂导引以及终极关怀方面及其腐朽落后甚至空白的不协调中。这种不协调所造成的历史表象就是：历史发展停滞，总在革命，治，乱间轮回。

中国的农民受皇粮国税和地租的双重压迫剥削，占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控制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地主豪强对土地的控制对于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好处，对于饥荒他们也不承担救灾责任。地主可能有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但地主阶级是万恶的食利阶层绝无益处。中国的农业税到一直不高，基本上5-8%。国家政权对县以下的管理乏力，主要依靠乡绅的氏族社会管理导致中国只有个人氏族利益，没有公德意识，一盘散沙。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欠缺在于：无经济组织，无开疆拓土，无国家民族观念，无逻辑，无科学。对内不平等压迫—礼制，对外曲膝投降------和亲，和谐。

所有这些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但中国人没缺陷，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的缺点，而没有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缺点。中国需要制度建设，但是文化改良或革命须先行。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特点虽然不是儒家学说所直接倡导的，但是属于儒家学说间接所致。

孔老二是一条周游列国四处求官做的丧家狗，而中国文人又把孔老二奉为精神领袖，于是中国文人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迷失了精神家园的丧家狗们，不知何去何从，除去做官，百无一用。文人的终极追求不过是功名财富，女子。同时他们也没有脚踏实地的态度，更没有客观公正的现实批判精神。

在文化上，科学上没有任何建树。中国的文人从来都是只有媚俗，装B ，偏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谎造谣，篡改历史，奸尸，喝药壮阳，写淫诗，填艳词，玩妓女，纳小妾，把弄三寸金莲，秀伤痕，当怨妇，说大话，唱高调，放空炮，血口喷人，为了功名财帛女子随时都准备卖身求荣的冲动和浮浅，从来就没有天下为公，舍己救人，力挽狂澜的气概和真知灼见，也没有脚踏实地的态度方法，也没有客观公正的现实批判情怀，得意就猖狂，失意就骂翻天。

从来也不会，也不可能为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指出方向，因为他们既没有救世的情怀，也没有这种能力提出自己的理论引领社会健康的发展。当然更远远谈不上能铁肩担道义，舍家弃命自打天下的浩然英雄气。他们历来就是社会的寄生虫，食利者，沽名钓誉之徒。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蛀虫。

每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生死关头，他们从来不能成为民众抵抗的组织者或领导者。相反他们总是不惜卖身投靠，贪名贪利，一心谋官。从董仲舒到康有为，只有王安石值得研究。还有当代公知借公益普世之名，行利己之私，以及金，元，满，日封下的衍圣公为此做了精彩的注解。

以上所总结的属于所谓的中国的庙堂文化传统，他们所覆盖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他们掌握着中国的话语权，道德评判权。绝大多数时候决定着中国的文化走向。

然而中国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是属于和庙堂文化风马牛不相及的乡土文化，也有少数人的江湖和侠客文化。这种文化上的割裂为中国制造了革命的土壤。

走资派复辟后的中国又继承了这一封建传统文化的衣钵，从干部群众的鱼水关系变为官民对立。这种对立的形成是对无数先烈以平等独立为信仰流血所建立的新中国的背叛。这种对立同样可能成为再一次爆发革命的隐患。

什么时候爆发决定于下述两点：第一有没有一个继承了毛主席思想的组织的成立，第二，中国现在的经济还是增长的，但是，资本的贪婪和资本家嗜血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制造资本向更贫穷国家转移的必然，这种打工经济的停滞或衰退是肯定的。

中国传统乡土宗族文化的风情画描述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四世同堂。其核心是孝道，如是反对孝道，尊老和敬老的，老年人年纪大各种功能衰退，应当关心和爱护。孝，尊，敬其实里面包含着无条件服从。

服从只能服从正确，不能被其它因素所左右，如感情，职位，年龄等，孝道简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万恶之源，舜的父母和弟弟三番五次迫害舜，舜都不能勇于斗争，如舜接位后，舜的弟弟鱼肉百姓，舜岂不是会更不管不顾吗？二十四孝恐怕光孝还不够，还得愚蠢，心地邪恶歹毒才能做到。里面没一个正常的。不评论也罢。

与孝一致的祖先崇拜是中国的宗法基础，也是一盘散沙，只有私德没有公德的基础。

在中国社会早期，夏商周三代中，夏商二朝是敬神的两个朝代，周朝作为乘虚而入以一个小国推翻大国的朝代，出于维稳的需要，废除了前两代对上帝的信仰，以一笼统的天取代了人格神上帝，同时也取缔了联系神和人的贞人集团，开了政治上一元化领导之滥觞。

使得中华民族走向了人本的大一统社会，据说老子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妄称天意，亵渎神明不满，做了《道德经》。商周之变是一个貌似进步的文化反动。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一知半解的哲学思考把人导向于无神论，但是对宇宙与哲学的深刻思考，却必然使人皈依于上帝。”

尊天命敬祖宗的人本社会（事实上君本）的建立，在大尺度的时间范围内，对中国人的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中国人没有信仰，较为功利，只注重现世，保守，不冒险，没有逻辑思维，中国的音乐多数是欢快的，没有沉思。

中华民族没有经历统一的人为一神教完成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建筑，提前进入了一个人本社会，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病态的人本伦理和功利人生价值观的低等等级社会和政治文化大一统的社会。就如同一身体没有完全发育的儿童提前进入了青春期。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社会没有信仰，所以中国基本上是一个逆淘汰社会。西方社会以上帝为媒介，建立了一个文化系统，形成了一致的信仰和共同的目标。

[yongbing1993]

文革是一场由上至下反官僚运动





“文化大革命”与反对官僚主义

毛泽东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在毛泽东的头脑中，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就是剥削，而资产阶级，就是剥削者，就是富人。

毛泽东认为，国家、党，面临变质——即变修——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所以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

毛泽东1967年2月8日在一次谈话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种形式现在找到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揪“走资派”。

毛泽东说：“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1976年4月20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印：《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的五个发言材料》，转引自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描述》，见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泽东》）

可见，毛泽东认为，官员们的被“揪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在1967年的几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反对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的《走资派》，这一点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比如，9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时候讲到：“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麽？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07页）。

10月12日，毛泽东在接见同一个代表团时又谈到了同一个话题，毛泽东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

毛泽东还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同上书，第1509页）。

所以，不管对“文化大革命”怎麽评价，都不可否认，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是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之一。

之所以要反官僚主义、反特权，目的还是要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使共产党、新中国永不改变毛泽东心目中的“革命本色”。

联系到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先生那一席关于如何保持共产党“革命”本质的深刻、镌永的谈话，应该认为，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是毛泽东从早到晚、贯穿一生、始终都在的一个思想。

“文化大革命”在反官僚主义方面的启示

“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之一是反官僚主义，反干部特权，乃至反腐败。

毛泽东是以“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作为整顿方式。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整顿，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瓦解原有的分利联盟，使政治重现清明，使公正再降人间。

毛泽东提出，像“文革”这样的运动要进行多次。

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和分利联盟的重新形成大致需要多少时间，毛泽东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和对中国古今政治、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了解，估计这个时间周期大约为七到八年。.

所以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以后再来一次！

也就是说，七到八年，是毛泽东在深悟了中国现实政治之后，总结出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建立和分利联盟的组成通常需要的大致时间。

“文化大革命”收到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实际上是大众民主化的，群众对制约权力的影响是明显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乃至所有当权派”们都在平民百姓的坚督之中，受到了如同在洗礼一般的清查，凡走资派作过“恶”的，多数还是有真心的“忏悔”，别的 “走资派恶官”，即使没有“忏悔”，也有真心的后悔不敢再作恶了。

[yongbing1993]

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





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

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

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

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

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结束了。

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1951年10月23日)

1、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2、分地的问题，与宗教问题有所不同。在汉人区域已经分了土地，这里对宗教仍然是保护的。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的谈话)

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是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接见西藏致敬团时的谈话)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953年9月12日)

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驳“舆论一律”》，1955年5月24日)

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

西藏几年来有进步，每年都有进步，西藏今后是会发展的，人口要发展，财产要发展，文化教育也要发展。宗教学校也可以办，几十年后西藏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你们有自治权，各民族的事自己管，就像新疆维吾尔人的事情自己管一样。汉人只能帮助，不能代替他们管理。……我国有一百多种少数民族，各民族的事情都归自己管。(1955年10月23日毛泽东接见西藏参观团时的谈话)

汉人里面也有信佛教的。土改以后他们信，社会主义以后还会有人信。对于宗教信仰，政府是不干涉的，也不能随便取消的。(1955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地方参观团成员拉鲁?次旺多吉时的谈话)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对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在美帝国主义眼里，什么联合国，什么美洲国家组织，什么别的玩意儿，统统都是它手掌里的工具。对于这些工具，它用得着就用，用不着的时候就一脚踢开。踢开了，还可以拣起来再用。用也好，踢开也好，都是以有利于它的侵略目的为转移。(《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1964年1月13日)

[yongbing1993]

共产党执政权是工人农民赋给的






共产党执政权是工人农民赋给的。“人赋人权”表明，共产党必须要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 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用好权的同时，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 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广大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

如今走资派为资本家服务了。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就不合法。

管理权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它的权力同样是人赋的，这个“人”就是人民大众，这是毛泽东的一贯观点。

1968年10月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 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广大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

执政之后，毛泽东一再提醒全党，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如果代表得不好，人民就会收回这种权力。那么，怎么样才算“代表得好”呢? 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用好权的同时，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一方面，因为共产党的管理权是人民所赋予的，所以必须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

其一，毛泽东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

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回答“为什么要革命”时，就讲到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的幸福。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提出“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在毛泽东眼里，为人民服务，归根结底就是为人民谋利益。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其二，毛泽东始终把符合人民利益作为共产党员的道德准则。

毛泽东甚至认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就不但把人民利益标准作为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的标准，而且引申为生死观的标准，具体化为可以操作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

其三，毛泽东始终把符合人民利益作为工作判断的最高标准。

毛泽东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即是说，共产党人所做的各项重大决策，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同时，符合人民的利益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必须关注民生问题。

其四，毛泽东始终坚持“革命功利主义”。

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

另一方面，为保障共产党的管理权的正确行使，必须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毛泽东认为，人民能将权力赋予给共产党，也能将权力收回，如果共产党蜕变成一个特权阶层、腐化集团，那么人民也应当毫不客气地将其“革掉”。

所以，“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不行。你能管的了那么多吗? 许多事你们是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发动群众，人人负责，人人开口，人人鼓动，人人批评。”

1945年毛泽东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既表现了他对共产党能够使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高度自信，也是对全党的一个警示。

为此，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郑重提出了“两个务必”，警告全党要注意拒腐防变。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说，并又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在《文革》中特别注意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

《反走资派》不是借着歌颂毛泽东来反走资派，而是听毛主席话要反走资派。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曾经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为了充分认识毛主席这个科学的论断，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毛主席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革》是什么？文革就是阶级斗争。是毛泽东共产党同蒋介石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武装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看似结束了。

但蒋介石国民党留下的无数的右派分子还在，而且还有无数的新的产生。每个人脑子里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他们联合起来疯狂地反对共产党，逼共产党下台。他们在共产党内找到了代理人《走资派》。

邓小平篡权上台所做的一切证明了这个事实。文革就是阶级斗争。工人下岗了，被砸了铁饭碗。农村人民公社解散了，农民又一盘散沙。官兵又不一致了。资本主义私有化后的一切丑陋社会现象都变本加利地复辟了。睁眼看不见吗？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还大量产生，社会上的形形式式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使必为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来，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试图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必定成为走资派。文革就是阶级斗争的继续，而使用的方法是文斗而不是武斗，使用的是《东方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也称大民主。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指出：“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提出了“打击官气、尊重群众热情、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号召群众大规模广泛参与社会管理和劳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利用一切人类先进技术实现大规模飞跃”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毛泽东指出：“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实现从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基层载体构建方面，毛泽东开创了集体公社理论——集体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合一、政经合一、全民皆兵，大力发展政治经济和民兵力量，作为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向社会主义发达阶段过渡的载体。而且，毛泽东创造性的指出，两大所有制并存条件下，一部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例如买给农民的生产工具。

毛泽东指出：“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公社在现阶段同时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

公社是实现农村自主工业化、发展乡村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乡村有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载体。

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大集体所有制，也就系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毛泽东说：“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

毛泽东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

关于公社的自主工业化，毛泽东深刻指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毛泽东开创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取得了极其辉煌的实践成就——不到三十年，我们就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国防设备体系，拥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

毛泽东敢闯新路，提出了一整套前人没有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变为现实，取得了国际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辉煌的成就。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最全面、最有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丰富、最科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实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效率最高的实践成就。

新中国刚成立，中国一穷二白（1949年建国之初，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当时的工业产值还不如比一个仅仅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比利时），经济严重基础薄弱，人口平均寿命仅仅三十五岁。

但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人口平均寿命从三十五岁增长到六十五岁，全国粮食也增长近一倍。

起点于一穷二白、工业基础极度薄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人类历史起点极其低、条件极其差但是最高效率的现代工业建设成就。.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从两千多年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水利工程建设，用二十七年实现了西方社会近两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基础现代化，让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成为自己拥有《两弹一星一潜艇》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

[yongbing1993]

首先要捍卫《人民大众》的人权





《要捍卫》《人权》？权贵们的《人权》《要捍卫》吗？《人权》掌握在《权贵们》的手中。《要捍卫》《人权》的是低层的无权无势无钱无贵的平民百姓。

“人赋人权”表明，首先要捍卫人民大众的人权。

毛泽东曾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回答“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必须把握人民概念。毛泽东人民概念呈现出一些独特之处。一是具有历史性。毛泽东根据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矛盾状况，界定了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范围;二是具有阶级性。阶级性是毛泽东人民概念的本质特征。三是具有群众性。毛泽东认为，人民的范围极其广泛，不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均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由此出发，毛泽东“人赋人权”思想既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又体现出鲜明的群众性。

一方面，毛泽东“人赋人权”思想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毛泽东认为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不带阶级性的人性。同样是人权，因时代、地区、国家、民族、阶级的差别而有不同的表现，这种具体表现就是个性、特殊性，在阶级社会主要是阶级性。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强权者的利益和被压迫者的利益不一样，旧中国的受教育权并没有惠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等等。他说：“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

可以说，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有了“人民大众的权利”这样的意识，他一生都在为实现和保障人民大众的人权而努力。五四前后他已经看到，曾经令他激动不已的“中华民国”并不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这使毛泽东萌发了用“民众的大联合”推翻少数人的统治、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的最初意识。

在《湘江评论》的二号刊上，青年毛泽东说，天地间的权利和自由本来是人人都可以到手的，但却成了少数“恶贼”的专利，这“恶贼”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有了明确的阶级意识后，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取的就是本阶级的人权，指出共产党就是要争取人民大众的权利。

毛泽东非常赞赏孙中山“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的民权主张。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

毛泽东始终站在农民运动前列，指导着运动前进。

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中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他对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批判是极为深刻的，远远超过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1941年11月毛泽东再一次解释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民权和民生就是为全体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全国人民各得其所，“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

毛泽东一生都把人民大众的权利放在首位，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作为共产党和他个人的革命目标。

另一方面，毛泽东“人赋人权”思想是把人权的普遍性与阶级性结合起来的楷模。在毛泽东那里，工农一直是人民大众的主要部分，但并不是全部。

《民众的大联合》就旗帜鲜明地宣传了广大受苦受压迫的民众，占了人口的大多数，是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体的思想。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人权都不是只由工农专有的，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开明绅士都是人权的主体。

比如，他认为每个时期人权主体的变化应与该时期“人民”概念的变化相一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阶级和阶层包括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本家都与工人农民共同享有各项人权、财权和政治权利。

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写道：“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

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总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各项权利都应当得到保障。过渡时期，一切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和工农享有同样的权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为人权主体的范围更是空前广泛，国家的一切权利都属于这些人。

再比如，毛泽东始终坚持了“优待俘虏”的一贯主张。因为，革命的目的是消灭剥削阶级，面对整个敌对阶级，只能用斗争的方法而不能用人道原则。

但对于不同阶级中的具体个人，却可以和应该采用人道原则。放下武器的敌人，他们更多地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阶级与人民对立。而且，敌人营垒中的士兵，如日伪军以及国民党反动军队中的士兵，多是被强征入伍的，属于劳苦大众而不属于剥削阶级，从这一点来说，也应该用人道原则去保护、争取、团结他们。

“人赋人权”表明，必须追求人的个性解放与全面发展。

人权内容涉及面很广，但作为一个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特别强调人的个性解放与全面发展，这一点在毛泽东早年的“新村”蓝图中就有所体现，在后来的人民公社运动中也可见一斑。

一方面，毛泽东提倡人的个性解放。

1926年毛泽东在起草“上海互助团”的“启事”中指出：西方的个性解放值得提倡，专制主义的最大罪恶就是压制、摧残个性。青年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是“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在其中“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故凡有压抑个性、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

这里，毛泽东宇宙观的唯我论错误是明显的;同样，他主张个性解放的反封建革命性也是异常鲜明的。脍炙人口的“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诗句，反映了青年毛泽东追求自由、向往自由的心境。1939年3月，毛泽东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是永远站在争自由与争平等的人们一起的。”

1944年，他还说：“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被束缚的个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1947年1月1日《新年祝词》饱含热情地写道：“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晚年他在阅读《聊斋志异》《小谢》时批注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民主的和平等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毛泽东理解的人的个性解放具体讲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是政治解放。

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是毛泽东人权思想的核心内容。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个性解放”。因此，实现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首要历史任务，也必然是中国人民个性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前提。

二是经济解放。

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均以个人经济的独立为基础。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权。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权的产物”。因此他认为，解决农民、工人生存权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彻底改变地主、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使生产资料归工农劳动人民所掌握。

三是思想解放。

毛泽东自称“性不受束缚”、“好独立蹊径”。他反对迷信，反对盲从，提倡“人人依自已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了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教育全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还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以苏为戒”，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思想条件。正是毛泽东大力倡导了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从思维方式上开辟了一条崭新通道。

另一方面，毛泽东提倡人的全面发展。毛泽东认为，人不仅要生存，还要发展。人的发展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人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

其一，普及文化教育。

在毛泽东看来，要使广大民众享有文化教育权利，就必须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建国前，毛泽东不但亲自创办农民夜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而且针对“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的社会现实，指出：“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发出了“为消灭文盲而斗争”的号召。

抗战时期，仅陕甘宁边区1937年至1941年就有农民夜校和学习班组2万余个，参加学习的农民23万余人。建国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二是全日制与半工半读、业余教育并举。在毛泽东的重视下，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得到了根本改善。

1957年毛泽东总结到：“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提倡在整个教育体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

毛泽东倡导人民艺术，1942年5月，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两为”方针;建国后又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式定为党的科学与文化事业的一个基本性长期性的方针，确保了文艺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正确方向。

其二，注重人民体育事业。

早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千百年沿袭下来的“重文轻武”、“羞耻短后”的陈腐教育观，毛泽东认为，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德育是灵魂、是根本;智育是知识、是核心;德育、智育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舍”，也是枉然。“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只有“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才能达到“身心并完”的目的。

因此，毛泽东极力倡导“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个思想是超前的并且言中了当时国人与教育界的弊端。1950年毛泽东对教育界人士又谈到：你们办学校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我认为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必须锻炼身体，不锻炼身体的人，就不配谈革命。1952年，毛泽东写下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光辉题词，成为社会主义人民体育事业发展的总方针。

其三，人的全面发展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实现程度。

毛泽东认为，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有可能使人民群众扩大自己的活动领域，实现全面发展。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而斗争。”“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其四，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

1921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中就指出：“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显见，毛泽东是把劳动视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及实现手段的。